剑桥大学创新、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战略

五、创新、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战略

是否拥有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上升成为了一个显著的国家战略。而大学发展战略是构成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而制定的指导大学发展的纲领，是对大学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与方案的部署。因此，剑桥大学也制定了自己的大学发展战略。

（一）剑桥大学发展战略的重点

剑桥大学提出科研创新、校企合作和国际交流是它的发展战略重点，其原因就在于这三者互为依靠，既围绕大学的发展战略而紧密结合，又同时具有培养人才的特点。科学研究是大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创新成果则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转化成生产力，产生良好的校企合作态势；基于科研创新和校企合作为基础的国际交流，不仅对于培养人才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使得培养出的人才不但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而且同时又为科研创新、国际合作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1.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在整个科学技术发展中起着推动作用，它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源泉，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后盾，是高新技术的先导，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教育水准的重要途径。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大学在人类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美国高等教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他的名著《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 f the University）中就论述了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综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41]

2.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剑桥大学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提高人才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重要举措。其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科学研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二是能够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使大学和企业的设施、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提高培养人才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就透彻地分析了大学和企业界的合作关系：“教育与企业界的合作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受益的关系，企业界和全社会需要一个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教育系统。大学企业化的形式多样，包括从商业界借鉴质量管理标准和策略；强调市场交易、可视性及公众形象的提升；关注教育的成本效益；与鼓励发展、收益相关的分权结构；劳动的再分配——从教授的终身制变成兼职或附属教职员；复杂多样的副产品、专利及服务的发展；模糊的卓越概念替代了清晰的教育界定；以及研究与企业界的合作，等等。”^[42]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在校企合作方面也积极开创新的模式和领域，德国学者彼得·扎格尔就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例，论述了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情况，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家们如今在城郊创办了自己的高科技公司和科研实验室。

3.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也是剑桥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剑桥大学不仅为国际学院的学生提供广泛的国际交流机会，而且为教师能力的提高和国际化拓展空间。在国际交流中，大学自身的创新发展和合作水平也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并且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间知识的沟通和交流合作。应该说，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改变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和运作机制，使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各国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越来越密切，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日益成为实现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手段。对于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交流战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在他的代表作《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 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 f the Network Society）就有着精辟的论述：“目前提供教育和理解教育的方式，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源自于工业化时代，源自于培养人们完成工作任务和适应组织化的社会结构的需求。当代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一个重要产物就是知识社会，也可称为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43]因此，国际交流与合作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并依托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同时，教学和科研也以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重要的手段和途径而发展。

科研创新、校企合作和国际交流是相辅相成的，这三者都是作为剑桥大学的发展战略为大学发展服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成果积极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催生了剑桥大学与企业的全面合作，大学为企业提供新技术、新产品，企业为大学提供良好的设备和充裕的资金，推动技术革新，由此产生了双赢的结果。而科学研究的独创性和前沿性必须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中进行交流并得到评价，使剑桥大学有机会参与国际科研活动与国际竞争，从而促进尖端科研的发展。国际交流也为不同的大学之间在科研创新方面展示出一个竞争的平台和合作机会，推动科学研究向前发展。

（二）剑桥大学发展战略的选择

科研创新、校企合作和国际交流对剑桥大学的推动是循环式的、持续性的，这三者是剑桥大学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1.科研创新战略

剑桥大学认为，科研的意义在于拓展大学的职能，丰富大学的内涵，使大学科研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实现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能。大学科研的作用在于关注研究前沿及最新研究动态，由此，提升剑桥大学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大学科研队伍的发展，从而为科研人才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和发展平台，形成完整的科研创新战略。

注重创新的发展模式。在创新模式下，剑桥大学培养学生不仅要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有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剑桥大学创新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适应国际化的需求；二是实施人才培养方案的监控管理；三是实施研究生创新教育，提倡研究生与导师共同成为科研创新主体，充分发掘研究生科研潜力，鼓励研究生开展创新学术活动与合作研究。由此，剑桥大学在许多科技研究领域，如核能、信息、地球物理学、医科、血液研究、辐射研究、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创新思想与创新教育。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大学中的成功典范，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教育。从建校之初开始，剑桥大学就明确地强调自由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被历届校长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剑桥大学创新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自由竞争，强调个人的智慧、毅力、自信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提倡创业，强调对事业的追求与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事成效。剑桥大学的创新性教育打破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主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发掘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中重视的是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社会对毕业生的期望，既要具有高智商和创造性，又要具有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既有涉及理论研究的经验背景，又要有其他研究领域的潜在知识范畴。剑桥大学也在不断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继续发展创新战略。应该说，剑桥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不断创新、变革的历史。

2.校企合作战略

教育需要企业界和全社会对其作为国家资源服务的功能予以充分肯定，也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得到支持和鼓励，由此成就了剑桥大学校企合作战略形成的良好态势。在英国对于校企合作的运作中，更多的是提倡企业和科技界的精英参加大学的管理工作、协助大学制定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剑桥大学的行政委员会中，企业界和科技界的代表占有相当的比重。第一，在关于科研人员流动方面，剑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包括教授、研究员、博士、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可以创建企业，以此实现其科研工作的价值；第二，在关于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方面，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可以创建合作，以利于企业的诞生；第三，在关于创新型企业的法律保障方面，法律将允许所有创新型企业享有股份公司的待遇，可以更加自由地快速积累资本，可以吸引更多资本并继续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同单一合作者组建公司等。剑桥大学在政府关于校企合作的方针引导下，积极与知名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拓展合作领域，将科研放在大学各项工作中的中心位置，强调科研转化的重要性；把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究小组有机结合起来，将产生的新知识、新成果迅速地转化为企业所需的实用技术；倡导教研员、研究员、工程师、技师、行政人员积极参与科研计划，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知识库的作用。

“剑桥现象”推动了高技术产业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剑桥大学就出现了一些从大学衍生出来的从事电子和科学仪器的企业。在1969年《莫特报告》，即《大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关系》（Universities and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Relationship）中，又提出了放松对剑桥大学以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的企业规划，并在城市中建立科学园的要求。技术和科学发展导致了新市场的开放，也为剑桥的企业家提供了新的机会。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出现了高技术企业形成的浪潮。出于对校企合作形势的判断，英国政府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新的框架》（Higher Education：A New Framework）白皮书，提倡高等教育实行“产、学、研”的合作方针，明确提出政府及其中央机构将竭尽全力，鼓励和奖赏采取积极方法与商业界携手合作的高等院校。同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为新设厂商提供支持服务的创新中心。1999年创建的“企业联系”组织，帮助咨询发展初期的知识经济企业，使得剑桥大学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的投资，并且有数个从剑桥大学分离出去的企业成为国际知名企业，例如，艾康计算机公司（Acorn Computer）和多米诺打印技术公司（Domino Printing Sciences）等。科学园有效地把大学、科研、企业密切联系起来，不仅增加了剑桥大学的活力，而且促进了英国及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态势造就了英国经济中著名的“剑桥现象”。面向21世纪，剑桥大学加强了基础科研，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战略。

3.国际交流战略

21世纪是文化融通的新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教育也必须面向全世界来摄取营养。剑桥大学强调国际交流战略不仅要能够满足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要在学术合作、信息交换、跨学科教育活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全方位开放，鼓励学科多样化和学制灵活机动。为此，剑桥大学重新安排课程，不再给每个学年规定固定的课时，而是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制定一种可累积的学分制，学生每得到相应的学分就相当于读完一个学年的课程，邻近的学科还可以相互组合。剑桥大学已经向国际社会开放，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迈向了国际化。

全球化意识。剑桥大学的国际交流始于19世纪，通过派遣学生访问欧洲各国的大学，让学生增加对不同国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探知。从那时起，国际交流就对英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后，英国的公私立院校逐渐开始建立与外国大学的双向交流计划。到了20世纪中期，剑桥大学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国际教育中心。剑桥大学历来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作为发展本国高等教育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措施。因此，剑桥大学就一再强调大学要培养“有全球意识的人”。剑桥大学注重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为教学、科研配备优良的设备，使大学的条件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科学研究活动十分活跃，也成为国际交流的全球化榜样。

剑桥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其办校的宗旨之一就是办成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并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由来自全世界的精英人才组成的大学。首先，由于具备国际性的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剑桥大学能够使所有的学生置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中，接触到多种多样的观点；第二，剑桥大学的国际交流通过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管理模式等领域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使自身更好地融入到国际教育的大环境中，从而建立起既符合时代潮流又满足自身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三，剑桥大学还聘用海外高校管理人才，使本土人才与海外管理人才充分融合和互动，更好地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

剑桥大学特色的成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但究其渊源，主要是秉承了自由教育和精英主义的传统、适应时代的改革和创新以及注重副校长的职能和作用。此外，形成科研创新、校企合作和国际交流的发展战略框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沉淀以及对学术自由的信仰和追求真理的原则，形成了800多年来剑桥大学办学的基本准则，并成为它的特色。从剑桥大学建立到中世纪，剑桥大学的主要职责和目的是向上帝敬献虔诚和发展神学。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剑桥大学的前一个目的渐趋淡化，但对于学术自由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追求仍然是它的根本目的。剑桥大学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作为最根本的学术价值观，始终贯穿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剑桥大学的学术工作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尽量做到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在其研究领域内按照学术自由的信仰和原则进行探索和研究。沿用至今的剑桥大学校训此地乃启蒙之所，智慧之源，更是直接而鲜明地道出了剑桥大学的学术精神所在。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可能会变化，但是，剑桥大学追求知识和学术自由的原则则是永远不变的。

精英主义的传统是剑桥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根基。剑桥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奉行精英主义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一个大学的人才质量是大学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只有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学才能称为世界一流大学。正是这些剑桥学子学成后，步入社会成为社会精英，既为剑桥大学争得了极大的荣耀，也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剑桥大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源动力就是适应社会、时代的改革。在社会需要和时代发展的推动下，剑桥大学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适时地改变教育政策、课程设置和权力分配，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不断革新。在继承发展大学理想和学术精神的原则下，剑桥大学把握了发展方向，继续保持大学的活力，形成了学术性学科和实用性学科的结合，兼顾了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创立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独树一帜。正是这种不断革新的新旧结合、变革与传统结合，使剑桥大学始终走在世界大学的前列。

相关委员会的成立和政策的制定是剑桥大学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具有很高的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为了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剑桥大学不仅成立相关的委员会，而且适时调整和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学科的全面发展；聘任教师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并执行有限名额制；在公平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建设学术性的教师队伍；对学术和财政等各个方面实行较为民主的投票表决制，并在实施时配以相应的政策。在制度和政策的保护下，学术自由、勤奋智慧等精神在剑桥大学中得到了弘扬，剑桥大学的内在品质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提升。

校长的职能和作用是保证剑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在剑桥大学历史上出现的300多位校长中，不少校长是剑桥大学改革进取和创新发展的积极呼吁者，是推动剑桥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剑桥大学之所以发展成为英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的楷模，与这些校长们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是分不开的。剑桥大学的校长不仅是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且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高瞻远瞩的理念，根据社会时代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需要，确定剑桥大学发展的方向，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剑桥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剑桥大学很强的凝聚力。在某种意义上，杰出的校长就是剑桥大学的灵魂，是剑桥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剑桥大学发展战略是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结合培养人才的目的，高效发展科研创新。剑桥大学始终坚持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功能是进行科学研究，而这些科学研究往往正是处于国际前沿水平、艰深复杂的科学技术领域。所以，为高新技术的研究工作服务是剑桥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和必然选择。作为世界其他大学效仿的楷模，剑桥大学真正地发挥了校企合作的作用，建立起“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规模生产”密切结合的良性循环态势。剑桥大学科技园是建立在以校企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大学优良的知识资源为科技园提供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国际信息流通网络，帮助其形成了在技术和实践上同世界经济发展接轨的产业体系，把知识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最终为企业发展创造了一个优良平台。最后，剑桥大学还架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注意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强调现代大学教育的市场属性，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促使国际交流与合作得以健康的发展。

【注释】

[1]William Wordsworth，M.H.Abrams ＆ Stephen Gill（ed.）.The Prelude，Authoritative Texts，Jonathan Wordsworth［M］.London：W.W.Norton，1805：Ⅵ.

[2]［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3]John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90.

[4]转引自孙承武.全球十大名牌大学智慧［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138.

[5]转引自赵西俊.剑桥精英：在剑桥成功的54条法则［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4.

[6]Samuel Smiles.Character：The Crow and Glory of Life is Character［M］.London：John Murray，1875：Ⅲ.

[7]［德］彼得·扎格尔.剑桥大学历史与文化［M］.朱刘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20.

[8]Michael Hall.Cambrid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2.

[9]Hugh Hale Bellot.University College，London，1826－1926［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52.

[10]George Elder Davie.The Democratic Intellect，Scotland and Her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1：15.

[11]Lawrence James Saunders.Scottish Democracy，1815－1890［M］.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50：361.

[12]大学学院为沃尔森学院前身，1973年起改称沃尔森学院。

[13]G.F.A.Best.Temporal Pillars，Queen Anne’s Bounty，the 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ers，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273.

[14]Maurice Kogan.The Attack on Higher Education［M］.London：Kogan Page，1983：52.

[15]Richard Brent.Liberal Anglican Politics，Whiggery，Religion，and Reform 1830－1841［M］，Oxford：Claredon，1987：211.

[16]Michael Hall，Cambrid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67.

[17]John T wigg.A History of Queen’s College，Cambridge，1446－1986［M］.Woodbridge：Boydell，1987：185.

[18]H.F.Howard.An Account of the Finances of the College of St.John the Evangelist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511－1926［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81.

[19]John T wigg.A History of Queen’s College，Cambridge，1446－1986［M］.Woodbridge：Boydell，1987：179.

[20]C.H.Cooper.Annals of Cambridge［M］.Vol.Ⅴ.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221.

[21]Report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er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1：13.

[22]J.W.Clark.Old Plans of Cambridge［M］.Cambridge：Bowes and Bowes，1921：127.

[23]Repor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er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1：12.

[24]Peter Searby.A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Vol.Ⅲ.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510.

[25]C.H.Cooper.Annals of Cambridge［M］.Vol.Ⅴ.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11－12.

[26]Repor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er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1：44.

[27]Repor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er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1：104.

[28]Repor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ers［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1：542.

[29]Herbert Herry Asquith.Royal Commission on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ies Report［M］.H.M.：Stationery Office，1922：171.

[30]D.A.Winstanley.Later Victorian Cambrid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7：60.

[31]D.A.Winstanley.Later Victorian Cambrid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7：88.

[32]Mary Henkel ＆ Brenda Little.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M］.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1999：281.

[33]Graeme Moodie ＆ Rowland Eustace.Power and Authority in British Universities［M］.Montreal ＆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4：126.

[34]Maurice Kogan ＆ Stephen Hanney.Reforming Higher Education［M］.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2000：195.

[35]Maurice Kogan ＆ Stephen Hanney.Reforming Higher Education［M］.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2000：193.

[36]转引自吴志功.英国大学校长角色和职能考虑及启示［J］.大学教育研究，2005（10）.

[37]H.C.Porter.Reformation and Reaction in Tudor Cambridg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6.

[38]D.R.Leader.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65.

[39]David Mckitterick.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A History，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51.

[40]李清川，于丹.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女士访谈录.//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访谈录［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8.

[41]Clark Kerr，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34.

[42]Eric Gould，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 Cul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31.

[4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