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本的语体特征的分析

二、新闻文本的语体特征

“语体就是运用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10]人类的话语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它适应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随着社会生活发展变化。各个领域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相互的交融和影响,因此话语的功能在不同的领域中,既有共性呈现,又有个性展示,还与其他领域有功能特点的融合和交叉。因此话语的功能变体——语体的划分是一个很难的事,往往只能够大而划之,求其领域中话语活动的主要共性,取其与其他领域话语活动的异性。按照这样的原则,以往的语言学(语用学的修辞学)对语体做了一般的分类,首先按人类语言活动的总的交际环境类型(日常的、直面式和公众的、书面式)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按功能、领域分为不同的语体。王德春、陈瑞端的分类^[11]代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语体分类,其分类是:

新闻话语的语体功能类属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以往的文体学把新闻归在应用文体,与之相应的,修辞学都把新闻划在事务语体。王德春先生谈到了新闻话语的特殊性,认为不存在统一的新闻语体,只是把新闻消息报道作为独立的“报道语体”与“事务语体”等并列。是非姑且不论,这个划分确立了新闻话语的独特语体地位,无疑是新闻语言运用特点研究的一大进步。

我们讨论新闻文本的语体特征必须建立在“新闻”这一领域之内,探求这一领域的话语活动共性,从而真正确认新闻语体及其特征。

是否存在统一的新闻语体？

王德春先生认为没有统一的新闻语体,其理由是:“一是因为,任何语体、包括谈话语体的话语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发送。我们可以在报纸、电视、广播中看到或听到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公文、政论作品,甚至日常谈话,所以没有统一的新闻语体。二是因为,从广义上说,新闻分为消息报道和通讯两类,消息报道是大众媒体及时传播最新的重要事件,这种语境要求消息报道有自身的结构特点和语言特征。而通讯没有时效性,不像消息报道要求言简意赅,突出事实重点,而可以自由灵活,甚至以故事情节见长。通讯与一般写实纪事话语大体相同,没有显著特色。”

我们认为存在统一的新闻语体特征,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应该区别两个不言而喻的概念,“新闻”和“媒体”:“新闻”是社会领域中的一种表意话语,同文学、政论、公文等一样；而“媒体”是话语交际(交流)的工具,就像古代帛书、竹简,现代的书刊、杂志等。报纸、电视、广播等是媒体,它们可以发布新闻,也可以发送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公文、政论作品,甚至日常谈话。“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还有书刊、杂志以及现代的电话、手机、电脑等电讯、网络工具,本身并不是话语,当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语体。而“新闻”是话语,才有语体,才有是否存在统一语体的问题。

其次,狭义的新闻指消息类新闻,这是从新闻产生的历史中得出的一种认知。新闻发展到今天,虽然消息类新闻仍是一个主体,但它却不能独领风骚了,广义的新闻越来越多地给“新闻”注入了新的内涵,特别是电视新闻、网络新闻的发展,“新闻”的表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而且,消息类新闻在发展过程中,在其他新闻形式的影响下,自身在话语结构和叙事表现方面也在变化,已不再是单一的“前重后轻”和抽象概括叙述的模式了,现场特写、散文式新闻、消息类新闻与其他新闻形式有了很多的融合。

譬如有一篇报道北京市殡葬改革的新闻,题目是《“这一棵是爷爷奶奶”》,有人在评价这篇报道时说它“突破了现有新闻理论框架”,“它既不是消息,也不是现场特写,看上去更像是篇散文——然而,它确是一篇新闻作品。”^[12]正是这样,中国的消息文本正在与其他语体接触和交融中呈现出新的特色。

最后,语体分类的基本根据,也是最重要的根据,是话语的语境,也就是语言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体现出不同的话语功能。过去是这样,王德春先生现在的分类也是这样。新闻,无论是不同媒体的新闻,还是不同表现形式的新闻,它们都有相同的交际语境:目的——传播新的现实真实的事实信息；对象——社会大众,即广大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背景——当今时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范围——新近发生的事,即最近时间的、新出现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等；方式——采访、报道。新闻的这种语境是一个综合整体,而不是以其中的某一个来决定它与其他话语的区别。如文学话语可以写人、记事,但它不以传播信息为目的,也不一定以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现实真实的人事为范围,而是以合理想象将现实存在的人、事概括提炼为典型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达到对读者、观众、听众的感染和影响的目的。再如政论话语往往也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背景,但它不一定以新近发生的事为范围,而是以观点立论求证,因而它也不同于以事实为出发点的新闻评述的语境。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新闻的“时效性”问题。王德春先生认为没有统一的新闻语体,是立足于广义的新闻,包括报道与通讯,而通讯与报道语体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新闻的“时效性”问题。新闻学界也有类似看法,认为通讯没有时效性,这是对新闻的“时效性”理解上的偏差。我们认为,新闻的“新”、“近”时效性,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不是仅仅是“及时”报道才是时效,一个具有“新”的特点的人、事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报道同样具有时效性。如综合消息报道的时效性正是这个意义,通讯报道也是如此。《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事实发生在1960年2月2日——2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通讯是2月28日刊发的,应该说也很“及时”了。焦裕禄的事虽然发生在1962年——1964年,而焦裕禄对兰考治“三害”的事业和精神在1965年卓见成效,他是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中抗灾的典范,是时代所需要的精神。穆青等正是以1965年兰考的变化和变化中兰考人民对焦裕禄的怀念为新闻出发点,通过一个多月的采访,写出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新闻社1966年2月6日电文播发,这当然也是时效性很强的。

我们认为,相同的领域,相同的功能,相同的语境,决定了新闻话语存在一个统一的新闻语体。^[13]在这个语体中,因表现形态不同又呈现出次语体差别。如图:

这只是一个大体分类,每一次类中也还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事后采访报道与现场报道不同,报纸新闻访谈与广播电视新闻访谈有很大区别,调查报告性通讯与人物、事件特稿性通讯有差别,新闻述评与新闻评论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差异当然会影响新闻文本的叙事结构形态和语言运用特点,也就会有差异的语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