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批判：记者及其环境的分析

回归批判：记者及其环境

新闻制作研究起初是功能主义性质的，是大唱赞歌的论调，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思潮汇合了。研究者认识到新闻实践的局限，开始更全面地研究媒体与体制、内容与意识形态定位之间的关系。在某个组织里看似最易生产、符合需要、自然而然的东西，实际上也还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即便在出现危急情况、发生战争等暴力事件的情况下，也不能理所当然地以为某些报道方式（如直播）的信息量特别大，不能把话筒交给已经拥有许多发言机会的强者（如交给政府军而不是反对派）：对实时报道的疯狂追求导致了西方新闻对此时此刻的魔怔；愈是强者得到的报道分量愈大，这反映出威权/精英的压力，或者是二者的期待不谋而合。记者不仅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工作逻辑，还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圈子和文化，这个圈子和文化会通过他们的话语生产和再生产。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1992）建议避免媒体中心主义（médiacentrisme），而要把新闻实践放在目睹这些实践发生的广义范围里进行研究。影响通过哪些渠道发挥作用？通常有三个层面：组织互动、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的影响。

圈子里的互动

媒体与消息源（尤其是政界）、广告商和主管者的关系难以描述。学者普遍认为记者受到了影响，但是谁也拿不出说得通的理论模型。比如，广告商在节目的争夺战中打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仗，他们不仅在媒体内部站稳了脚跟，而且参与塑造媒体：“肥皂剧”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渴望吸引女性观众的洗涤用品生产商投资并塑造的，所以才会如此命名；如今主要新闻报刊大多属于某工业集团，而这些集团必然关注自身的利益……但是广告商的权力又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首先，除了广告，媒体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法国政治讽刺周刊《绑鸭报》的收入全部来自发行，收费电视台如Canal+和HBO也有相对更大的发言空间。其次，一些全国性媒体地位崇高，政治上有威信，经济状况良好，于是拥有更大的独立性。最关键的是，媒体活动具有偶然性，不是广告商、节目制作方或编辑所能控制的，广告商的影响因此而受到制衡。说到底，媒体的本质是用不断生产的新内容激起公众的兴趣，因为公众是节目最终的、真正的裁判。所以说，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各方始终在交流，以决定付费的方向，虚构作品的作者和记者深深地介入了创作和见证的过程，而广告商在他们面前最好隐形。英国学者腾斯托尔（Jeremy Tunstall）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有代表性，他以具体案例阐述了上述观点。

关于媒体与主管者的关系，甘斯的研究相当深入。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商谈，而不是从单方主宰的角度来分析。编辑方确实受到了压力，但这个压力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领导可以拍脑瓜定下新闻报道的政策，但政策的执行因时因地而不同，也因情况变化和记者挪用事件和观点的能力高下而产生差别——编辑部里也会意见相左。此外，如何衡量经济结构的影响也衍生出了许多概念性的问题（详见后文）。

20世纪70年代，英国传媒社会学开始研究消息源及其影响，这一思路不同于美国的功能主义传统，它主张批判性思维，同时也受到利奥·罗斯腾、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人类学方向研究^[4]的影响。腾斯托尔访问了两百多位记者，写成《工作中的记者》（Journalists at Work）一书。他重点研究了半指导式采访的技巧，提出了记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结构化互动的模型。二者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了收集或传递信息，既合作又斗争。甘斯认为，这种互动是在不平衡的关系下进行的。记者的世界对千姿百态的社会反应不过来，很少主动去寻找多个信息提供者，也很少真正深入地、有距离地看待他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既然记者依赖的是为人熟知、反复出现、角色定型的消息源，则这些消息源就会从中受益，是它们真正享受着媒体的权力，即忽视或排除不可接受者的权力。莫洛克和李斯特认为，越能提供符合媒体期待的话语，也就是与已有信息流适配的话语，就越有可能进入媒体。推销者把他们的介入按“日常事件”的标准格式化以后，成功的机会最大；其他事件因为多变，所以难以控制。^[5]90年代，欧美开始关注这个关系的反向现象——记者对政界等消息源的权力。大众媒体成功地吸引了受众，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地位，视听领域的管制放开、“传媒权力”（médiacratie）成型，形成了对当选者的反作用力。当选者被放在时事聚光灯下，被怂恿到公共舆论的论坛上亮相（让人不由想起近十年来频繁出现的媒体私刑案例，如众所周知的莱温斯基绯闻）。于是社会学家专门研究“被大获全胜的传播搅乱的政治人物”[沃尔顿（Dominique Wolton）语，1997]，虽然这种现象作为公众权力发展的见证，只是局部地扭转了媒体与消息源之间的关系[夏隆（Charon）和梅西埃（Mercier），《记者们有权力吗》，载法国传播学杂志Hermès，第35期，2003]。

市场

关于新闻实践的经济结构及其影响，已有的研究观点并不一致。支持新古典主义的学者（通常是美国人）认为，市场上的供应越多样化，记者言论的可能性就越大，公众接触不同形式的新闻信息的机会就越多；反之，新闻被公营机构垄断，信息就会受到限制。公共媒体服务的支持者（以欧洲人为主）反驳道，新闻不单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口味和利益，新闻是公共财产，应该在社群的政治实体自我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果听任市场被原子化，无序竞争将导致劣质和散乱，这种自由体制还会促成新闻寡头的出现，使信息最终走向贫乏。后来人们渐渐发现，这两种观点其实是互补的，欧美理论之间的界线不再泾渭分明，但现实情况中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法国的电视和广播一度被公营机构主导，明显阻碍了言论的多元化，其结果竟是一位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决定实现视听行业私有化。如今，在视听市场和互联网领域，依然存在过度集中和过于分散的现象，私营集团控制多家电视台、主宰节目内容；互联网上则充斥着毫无意义的网站。另一方面，一般说来，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寡头也可能制定大胆的政策，倚仗其规模进行高风险的长期高额投资。

全国性或全球性大型传媒集团的出现，意味着记者可以摆脱局部利益，他们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此外，巨大实体的管理需要非个人化的标准（以满足需求为核心），而不能再采取家族式（把媒体当成自己家的财产）管理。市场不能保证的功能，由现代的公共服务来提供——连美国都有专门的议会电视台。托克维尔认为，让言论及其手段实现最起码的多元，可以解决言论狭隘和劣质的问题。这种观点在舆论民主的国家依然有力，但是它并没有给出走向进步的钥匙。市场结构与信息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关联，这是媒体经济学思潮未来的中心问题之一[见勒弗洛什（Le Floch）与索纳克（Sonnac），《新闻经济学》，发现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思潮不满足于在信息和文化领域简单套用新古典主义模型，或从社会学批判思维的陈词滥调中推导出媒体经济学（比如，新闻将日益“工业化”、品质越来越低劣）。

社会归属和文化编码传递

许多学者研究过记者的社会出身。有人指责记者要么排斥“人民”，要么出于无知，反正他们首要关心的是非百姓话题。调查发现，记者的出身多为中上阶层，于是，这一指责更加理直气壮了。但是，有关记者出身的发现不能简单地推导出任何结论。舒德森认为，如果记者想让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进入媒体，以增加内容的多样性和社会同情心，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精英永远绝对自我封闭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左派学者认为媒体对进步想法反应不够快（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右派学者则指出，从全国范围看，新闻人才的聘用往往青睐自由分子，即左派，媒体动辄讨伐保守派领导人，尤其是其中的反动分子（这种说法也为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学研究所证实，且直至21世纪初依然属实）。赫伯特·甘斯则认为，记者往往混合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观点，因为他们认同资本主义有序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同时又普遍以支持民主、立场温和自居。他们属于“均等阶级”（classe moyenne），眼界有限，他们对体制的忠诚有目共睹，但也正因如此才确保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操作空间。

在宏观社会学层面，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等人认为，记者和主导价值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永久的有机联系，他们提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圈子的结构影响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媒体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无非是资本家观点与文化的传声筒。这种新版阴谋论的推理过程相当草率，也没有经验佐证，无法立足。实际上，从7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转向研究文化范式传递的问题，即媒体事先采纳的言论框架，而不是长期从主导利益直接衍生出来、被大家认为必须遵从的秩序。霍尔在《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1978）这部合集中谈到了因强势话语的结构效应而生发的同质再造问题。强势方可以率先进入媒体点评事件，同时又掌握着合法的象征编码，他们对涉及的问题提出“第一定义”，将它强加给记者和其他讨论参与者，让后者囿于其中，难以突破。甘斯和腾斯托尔也提出过类似结构性影响的概念。同一时期，布尔迪厄[与吕克·伯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1976]也用更清晰明快的方式谈到了电视辩论组织者手中掌握的定义现实问题的权力。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和右翼政治领袖雅克·希拉克的对阵显然对后者有利，因为后者与台上主持辩论的记者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法国国立行政学院），而前者的表达是不加修饰的老百姓风格，没有一套套的术语。媒体播出的新闻和辩论就这样受到社会上层和在名牌大学获得的文化框架的无形引导。当然，许多人反驳了布尔迪厄的说法。当时，乔治·马歇显然被很大一部分民众欣赏，有的就是欣赏他的表达方式，他还为法共赢得了更多选票（不像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认为他处于媒体弱势地位，这其实是个让人吃惊的说法。马歇的表达就是冲着那些对“主导”定义不感兴趣的公众；人们认为他在沟通上有自己的一套，记者不欣赏他，但是也还得请他，也还得承认他是个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这个例子表明，结构主义的观点极大地低估了信息领域的多重目标，忽视了公众反应和从难得和谐的文化整体中提取内容的能力。

后来，霍尔的文化研究不再坚持认为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传播其说法的媒体是深刻统一的，而是在不放弃权力概念的同时，接受了民众反对的可能性。与之相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对媒体的看法则更加严厉了。他以前的论文巧妙地指出了信息生产的双重特征——既接受标准，又注重创新。但他在20世纪末出版的《关于电视》（Sur la télévision）和《记者的主宰力》（L’emprise du journalisme）中却彻底换了调子，他大谈媒体与权力暗地里合谋，以及记者职业局限性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且不留任何分析的余地。他认为，记者只是“必要的傀儡”，而不是在多种关系的空间中保持着自己的战略的行动者。这与他在《实践理论概要》（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中的理论一致。这本小册子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一方面指出了真实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漫画风格：布尔迪厄突然退回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这让人非常吃惊——他曾是批判理论最主要的批判者之一（布尔迪厄的《区隔》一书驳斥了阿多尔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的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