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论立场：猛烈抨击精英主义

新的理论立场：猛烈抨击精英主义

美国文化研究有自己的根基——实用主义传统[怀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和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社会学、麦克卢汉和詹姆斯·凯里的著作、约翰·卡威尔蒂（John Cawelti）的《流行文化学报》（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等]，并且独辟蹊径，在多个方面完成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位。当然文化研究的知识动力来自英国。在对“次文化”开放和学院经典批判方面，也是如此。文学教授安托尼·伊斯托普（Anthony Easthope）认为，文学对象应该“解体”；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很早就阐述了对好莱坞主要神话的同性恋阅读的特点，将同性恋研究和电影研究结合在一起；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致力于女性研究；马丁·巴克（Martin Barker）研究连环画，不一而足。不少美国学者曾前去伯明翰朝圣，包括知识分子及其与大众关系问题专家安德鲁·罗丝（Andrew Ross）和90年代运动的代言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但是，由于公开表示不想以“中立的姿态”或“以他人的名义”研究大众文化及其使用，而是要从大众文化内部出发进行探讨，所以美国文化研究特别强调研究方法与以往的决裂。它以知识精英及其效果批判的事业自居，立场激进，总是对学者的社会地位和体制地位做自我分析，把研究者强加的定义的效果变成了永久的深渊（正因如此，它也对它所选择的对象，尤其是民众，构成了暴力侵犯）。既然不可能以他人的名义说话，那就必须切实消灭与大众或少数族裔之间的距离，甚至消灭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研究的距离。这个事业是有成果的，因为它批判了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但又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式的忏悔和失语。从这个角度看，菲斯克的例子非常典型。他为电视文化辩护，自称既是大学学者又是电视迷——追看电视连续剧《星球大战》（《理解流行文化》，1989）。他的传人之一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以双性恋的身份研究双性恋对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理解——不少同性恋和酷儿文化研究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出柜”（comiug out）。詹金斯在《文本偷猎者：电视迷和参与型文化》（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鲁特莱吉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借鉴了德塞尔托的偷猎理论，用这一理论分析作品的类别和粉丝，由此提出了公众也是文本生产者的观点。他认为，公众不只是接收者和战术家，公众也是战略家。

美国文化研究对传媒领域一切产生意义的东西都感兴趣，以往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文化，如中间阶层、中等阶级的文化等，也变成了研究的对象……而英国文化研究对自己所认为的并不本真的流行或大众文化态度相对冷漠，他们认为正宗的流行大众文化就是工人阶级（男性）的文化。要研究电视及其大众使用，《穷人的文化》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这部作品对新出现的大众媒介也持批判态度，认为新媒介会摧毁由旧的大众媒介（纸质媒体）维持的传统工人文化——针对大众化和个人主义的新文化，霍加特也未能免俗地抨击它可能腐蚀家庭团结。霍加特的工人主义立场被不少人继承，如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的《次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梅体因出版社1979年版）（他将朋克次文化视为工人阶级的反叛）、霍尔和托尼·杰弗逊指导的关于光头党以及“脏辫”（rasta）与摇滚乐手的研究《通过仪式来抵抗——英国战后青春次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r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哈珀出版社1976年版）。布伦斯登对社会性别研究在伯明翰处于边缘地位表示惋惜。还有人指出，牙买加籍的霍尔直到90年代才开始探讨在英联邦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对在70年代被人讽为“小布尔乔亚”的东西，霍加特和霍尔并未认真研究，他们拒绝将大众神秘化，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格外蔑视的世界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否定。美国学者对文化粉丝的大量研究则不是这种情况，这些文化是多样化的，不属于某一个社会圈子，但最明显的形式还是在中间阶层。电视是被共享的，是共同的文化，从这个方面看，可以把它称作中间文化，所以就成了调查研究的中心问题，电视剧也因之[在80年代首推《达拉斯》（Dallas）和《豪门恩怨》（Dynasty）]引发了许多争议。少数族裔和性方面少数群体的禁忌也被打破，学者开始研究非阶级对立体系的问题，丹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康斯坦斯·潘利（Constance Penley）和安德鲁·罗丝均从这类现象入手，边缘或非边缘的身体行为（穿刺、纹身等）、色情、电子游戏、网络技术等也纷纷进入他们的著作。美国文化研究描述的世界比布尔迪厄、塔尔德、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设想的纵向模型要平等得多，差别和身份认同的表达也更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