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解码模型，霍尔指出的三种接收或解码的方式

编码/解码模型

霍尔把文化看做矛盾的空间，拒绝讯息在生产时刻与媒介接收时刻相对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这两点能够对应，则传播根本就无从谈起。受巴赫金[或瓦洛希洛夫（Volosinov）]的语言学分析和巴特、艾柯修正后的符号学成果（不相信公众如软蜡，可被意识形态的模子随意留印）的启发，霍尔就媒介提议的编码指出了三种接收或解码的方式（《编码/解码》，1973）。

1.霸权模式讯息接收者的解码与讯息发出者的编码对等。“电视观众将电视新闻的内涵意义直接地、不加限制地吸收，且讯息解码完全参照编码”，这就是霸权模式。60年代符号学预设的情况就是这种模式，观众被想象成将讯息照单全收，狂吞大嚼（当时的符号学还认为，公众其实对标准和强加的编码有所期待）。但在这种情况下，讯息内部也不可能没有冲突和矛盾，因为讯息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是统治者内部对抗的产物，也是统治者与其“意义代理人”（agents signifiants）——媒介组织之间相对抗的产物。

2.协商模式讯息接收者将提取出来的意义部分改变。接收者接收讯息所传递的对现实的定义，但在接收时加以适配，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示反对，使原有定义的影响受到限制。比如，工人同意新闻报道所称的停发工资的理由（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他们还是决定罢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3.对抗模式解码与编码不同，甚至与编码对立。接收者用自己支持的意识形态反对他所批评的讯息包含的意思背后的意识形态。仍以霍尔列举的停发工资为例（那是70年代典型的时代背景），电视观众用“阶级利益”替换了媒介说辞中的“国家利益”：用自己最爱的编码分解讯息，然后将它按照别的参照系重组。

讯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编码自动解码。霍尔认为编码和解码往往会巧合，因为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统治者的意思或某种偏好的阅读方式被强加给接收者，这就是霸权。但这只是个比方。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调查从经验层面基本证实了霍尔的模型。通过全国范围的公众调查，他访问了29组电视新闻观众，找出了观众对新闻的理解出现差异的分水岭：交往圈子、年龄和性别不同，对新闻的理解就会出现差异。莫利使讯息接收的图表复杂化，也让编码/解码模型混淆了对讯息的认知、理解、诠释和应答，结果使其研究面临危险。左派思想家起初反感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成果，如今又重新发掘了拉氏，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斥之为“把轮子重新发明一遍”[《修正的十年——80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La décennie des révisions. La recherche en communication de masse des années 80，载法国传播学杂志Hermés，第11～ 12期，1992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莫利是社会学家，他深入研究了吉登斯、伯恩斯坦、布尔迪厄和德塞尔托等人的思想，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体既是设施（dispositions）的继承者，也能发明创新，可以产生新的行动。莫利引入了“意识形态—对话”这一概念，拉扎斯菲尔德当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莫利还改变了以单一社会阶层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权力不仅关乎阶级间的斗争，也与年龄、性别角色等因素有关，权力的社会分配是相对的。受弗兰克·帕金社会阶级研究的启发，霍尔提出了主导价值体系（资产阶级）、附属价值体系（中间各派各团体）和激进价值体系（颠覆者）的三分模型。不过，意义协商的问题并不只是社会阶级的问题。

我们不妨将80年代初英国学者在传播研究方面的成果总结如下。他们认为，个体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意义和表达的形式，这个观点过于天真；大众文化乏善可陈且令人贫乏，这种观点也应被彻底否定，因为传媒和公众之间不是直接的、自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异化和洗脑的关系。“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既不是摆脱了阶级限制的艺术表达，也不是统治的结果。它是一种协商关系，只不过最终是有利于统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