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技术的尽头在哪里？

技术的尽头在哪里？

分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无非三种方式，前两种说到底是在争论技术与社会间的相互影响究竟孰先孰后，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第一种将技术与社会截然分开，把社会看成技术的反射，甚至将人类与工具机制混为一谈。这种技术决定论最终与登峰造极的科学主义控制论结合，其信奉者天真地以为人类世界可以等同于近似机器的世界。第二种将精神与物质截然分开，是唯心主义或精神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和唯物主义思路一样不尽如人意，在它看来，技术要么是邪恶的自主实体，要么是为人类服务的力量。“一切皆技术”和“某物实质上与技术无关”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因为其中必然包含意识形态，是宗教、科学主义或官僚主义使然。确实，技术和社会可以分立两端并解读彼此，但这样做一定会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技术产生价值，但技术同时也包含许多自相矛盾的价值，人类选择工具，同时又受工具的限制。如果说手在人类感觉和智慧大脑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大脑反过来以身体为工具改写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传播手段是我们自身的延伸，那这一串逻辑还是无法说明人类世界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这些都不能摆脱物质）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第三种解决方案承认人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技术，更准确地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技术不相干，这样就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个方案不是折中，它假设精神也是工具，同时承认精神具有更高的能力，或者认为精神与被视为技术的物体的能力不在同一范畴。这个观点有多种表述方式。认知科学告诉我们，将人脑比作工具的假设（见附表）存在漏洞，或者说有局限，正因如此，政治和文化的活力才成为可能。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社会学认为“定义社会的不是它们的运作，而是它们改变自身的能力”[阿兰·图雷纳，《社会学导论》（Pour la sociologie），1974]。也就是说，他特别强调变化的动力：虽说人类被整个埋没在技术当中，人类自身也像工具一样运作，但人类总是有能力借助别的运作或机制改变自己和技术的关系，超越自己所遵从的运作。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手段之目的》（La fin des moyens， 2000）一书中用实证术语陈述了人类与技术的不相干。他认为人与物不可分割，同时也认为二者的存在体制有区别。技术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不从外部对存在构成威胁，也不被存在主导。技术不是存在和非存在的折中，它自己就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个存在的世界，所以，一方面技术无时无刻不重要，另一方面，当我们研究别的存在方式（如政治或道德）时，以技术为参照就不得要领了。技术给了政治许多应允，但技术不是政治：媒介的使用改变了民主的运行，但民主究竟是何物不因技术而改变。

媒介类型

物理世界与人体关系紧密，传播手段是感官媒介的延伸，是身体器官延伸的工具。大脑被看做是与其他媒介相连的工具，因为大脑延伸这些媒介，同时通过这些媒介延伸它自己。但是这套逻辑的技术衔接有问题，它无法通过简单推理从上一层走向下一层，而且在大脑里面的感觉世界和物理媒介、身体媒介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判断：大脑不仅仅是个“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