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技术

一、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技术

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展示出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科学精神对我们的每一项行为选择都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让我们在一切需要开展行动的地方都谋求技术的支持。大致在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充分地展示出它是如何成为撬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的。接着，科学精神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科学以及人文思考的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对政治的认识，也使关于社会以及政治的研究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从而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科学。在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从政治学中分化出了公共行政学科等，就是科学精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体现。所以，公共行政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出现本身，就走上了一条重视技术的道路，它们甚至把19世纪以来政治学中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技术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心，至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则是作为次一级的主题呈现出来的。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制度对技术的束缚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时，人们才开始把视线转向了制度或体制。但是，技术主义思维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得到了人们的推崇。其实，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方面，制度框定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另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也推动了制度的发展。技术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技术本身是现代性的标志。近代以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技术的积累和成长趋势。根据法默尔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指的是有关人类主体和人类理性之力量和本质（以及相关的问题）的各种假设和信念的独特核心，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西方近500年来——这个时期出现了如此之多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奇迹’——主导的心灵模式。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的谋划激起了人们对无限制的进步的期待，仿佛是对笛卡儿所谓的‘主宰自然’和‘自由自在地享受地上的果实’的回应。这一谋划把新型的主体性和理性等同于解放，等同于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持续进步。这一等同形式且预示了我们当代的文化环境。”^[1]其中，技术的成长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对技术成长线索的梳理而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就现代性这个概念而言，是可以等同于工业文明的，而工业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解放”，从解放人的政治束缚到解放理性、解放生产力等，开创了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全新时代。而整个工业社会在所有方面实现的解放性成果，都是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通过相应的技术而把那些需要得到解放的因素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作为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更是在进步中得到了解放，并不断地提升了其水平。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特别是公共行政产生之后，无论在组织还是在体制建设方面，都不遗余力地求助于技术的支持。

当然，我们已经指出，工业社会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技术的功能以及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不同的阶段中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活动主要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即使是在雇佣劳动方面，也是对人的作为自然的劳动力的开发；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生产过程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开发，对知识、技术以及人们之间协作方式的要求上升到了重要地位。比如，“人力资源”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人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生成的劳动力，而是经过社会手段加以改造过的一种社会性资源。因而，在工业社会行进的过程中，逐渐地使技术因素的地位得到提升，让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技术。人们的关注重心逐渐地从活动所作用的对象转移到了对活动自身的关注，即关注人的活动本身，从而生成了对人的活动本身的组织方式、行为模式、作用于对象的可能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关注。这就是管理的自觉，并因为这种自觉而对活动自身进行了技术建构和改造等自觉性活动。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人的关注重心的转变：从使用技术征服自然、对象等转向了运用技术建构和改造人的行动方式、行为模式等。19世纪就是工业社会的这个转折点，开始了对人的行动和行为进行技术建构。比如，在政治生活的领域，代议制的设计就大大地提升了民主政治的技术含量，虽然到了20世纪时人们开始要求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去审视政治，但关于政治生活技术方面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近代，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势态。

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够获得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技术于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每一种新技术的发明和引入，都体现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上。在每一次社会发展停滞而使人们陷入悲观境地的时候，都因新技术的产生而出现了峰回路转之势。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新的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交往技术等的涌现，使生产率展现出了一种爆炸性提升的状况。技术给予人们以无限的信心，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使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在遇到一切问题的时候，首先总会想到通过技术的途径去加以解决。当然，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工业社会中，特别是当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实现官僚化之后，不管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存在着某些抵制技术进步和拒绝技术引用的情况。因为，“新型的技术的进步，再一次为人们带来了人际关系诸多的可能性，这类关系的人性化程度要高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选择的范围呈开放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数大量增加的受众作出积极反应的可能性出现了。进行积极干预的可能性，即从事学习实践与探索发现的诸种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如此行事却仅具有最低限度实践能力的人来说，是无限的。然而，与此同时，对于现存的关系来说，这些可能性又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威胁，因而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加以利用的。这一自相矛盾的境况令人感到震惊：我们将自己的时间用于对技术的谴责，我们担心它会导致对人的操纵；与此同时，我们又受到一种体系的制约，这一体系是盲目的，却又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倘若我们在技术发展的可能性面前望而却步，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是在保持诸种屏障——这类屏障阻碍我们解放自己。”^[2]尽管如此，技术进步的脚步并未受阻。从总的社会发展态势看，每一天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技术世界。

官僚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技术，或者说，是结构化的治理技术。我们发现，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接受和广泛传播，那是因为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分散化、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带来的复杂局面需要一种可以共同遵循的同一控制技术。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确立的政治视角因为使人受到较多的关注也影响了组织管理的生产力效应。所以，韦伯的非人性化的官僚制系统既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避免了与政治民主观念的正面冲突，又在效率追求的意义上证明了管理的合理性，进而用合理性去进一步证明合法性。所以，它不仅使人们能够不因政治设防而加以接受，还会因效率以及生产力提升的明显效应而表示对它的欢迎。对于工业社会走向其成熟形态而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20世纪后期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唤醒了工业社会中长期受到压抑的个性化追求，另一方面也使标准化追求得到极度夸张的表现。从现实情况看，标准化与个性化也胶合在了一起，让人难以理清它们的关系。“作为标准化的一种方式，社会化提供了稳定性并减少了不确定性，形成了合理化——官僚制度的要义所在。然而，专业人士的社会化也有其‘有害’的一面，比如说，它抑制了人们的探究能力，有时还妨碍了关于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个人的社会化意味着人们将通过标准的透视镜来理解新信息技术及其在政府中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这面透视镜将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使各种创新活动折射到现行的结构安排和政治安排上。”^[3]在官僚机构中，标准化“既为机构提供了凝聚力、稳定性、确定性和协调，同时又带来了损害效果、创造力的缺乏、从众思维的出现以及对变革的抵制等”^[4]。然而，由于标准化已经确立起了在官僚制组织中的思维上的支配性地位，以至于人们不自觉地按照标准化追求的思路去面对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社会中的个性化追求增强时，官僚制组织却因其标准化追求而成为一种保守力量。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个性化运动与存在于官僚制组织中的标准化追求之间的冲突。标准化从属于技术理性，而社会化则根源于政治上的自由理念。归结起来，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与制度相冲突的问题。当然，制度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标准化也确实在实践中被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下来。但是，如果我们以是否拥有技术特征为标准的话，就会看到，标准化已经被制作成一种具有技术特征的制度，而个性化如果导向某种制度的话，所具有的则是明确的社会特征。应当承认，这种区分是比较勉强的，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许多由“社会”这个概念来加以指称的因素都是可以技术化的，而且，社会的技术化脚步不断地加快，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因素不可以纳入技术视野或被技术所改造的了。比如，“公路”可以因一项技术的发明而转变成收费通行的道路，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而使之失去了“公”的属性。结果，个性化也被纳入技术的视野，成为技术征服的对象。总之，技术正在试图征服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