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的方面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朱自清先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散文作家之一，著名的爱国学者、民主斗士；但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尽管他直接任教中学语文只有五年时间，但他毕其一生都非常热爱语文教育，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朱自清先生的著作中对语文教育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研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有重大的意义。朱自清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道统一”——语文教学目的观

“文道统一”的“文”与“道”是借助于古人的说法。“文”泛指文章的表现形式，“道”泛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文道统一”即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语文教学中，正确处理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道统一”恰当地概括了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的关系，反映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目的，从而成为人们公认的语文教学原则，被称为“文道统一”原则。在朱自清的国文教学目的观中，“文”泛指国文的知识与技能；“道”泛指中等教育的宗旨。朱自清是这样解释二者的统一的：“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19］

朱自清首先指出国文教学的目的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个性是国文科特有的目的，即进行语文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体现着“文”，即“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0］；共性是国文科与其他学科相共的，体现着“道”即“发展思想，涵育情感”。朱自清以“文道”统一为出发点，提出了他的国文教学目的观。从中可以看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的语文教育目的观实际上已经表达出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语文教育理念，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阐述是一致的。

二、“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语文的“工具性”

朱自清以“文道统一”为出发点提出：国文教学“特有”的目的观是“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朱自清把握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并且把“工具性”具体解释为“读书（包括报纸、杂志等）的习惯或能力”“思想的习惯或能力”“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并对这三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说明，“所谓读书（包括报纸、杂志等）的习惯或能力，指‘善观大意’，注意句式、成语、生字等，而读书的嗜好的培养，也甚重要。所谓思想的习惯或能力，指思想的条理与疏密等。所谓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则指运用适当的材料，适当的法式，依照适当的条理而达出自己的情意。”［21］

朱自清对国文教学“特有”目的的界定，强调了语文知识的应用，“读书”时要“注意句式、成语、生字等”，“表达”时要“运用适当的材料，适当的法式，依照适当的条理”，这里强调对语言文字的了解和运用。“读书的习惯或能力”的培养，要“‘善观大意’，注意句式、成语、生字等”，是了解语言文字的过程；“表现的习惯或能力”的培养，要“运用适当的材料，适当的法式，依照适当的条理”，是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在此，朱自清注重国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强调国文教学在养成生活技能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朱自清还指出了国文学科能力的基本构成：“读书”和“表现”。“读书”是“善观大意”，是“输入”，是“吸收”，是“内化”；“表现”是“表达出自己的情意”，是“输出”，是“表达”，是“外化”。这一进一出，吸收与表达，内化与外化，是辩证统一的。“读书”和“表现”这两种能力便构成了国文学科的一般能力系统。

朱自清指出国文教学“特有”的目的还包括“思想的习惯或能力”，指“思想的条理与疏密等”。这里的“思想”不仅指的是“思想水平”，还包括“思维能力”。朱自清把“思想”放在中间，肩挑着“读书”与“表现”这两种国文学科的一般能力。国文学科这两种能力的训练，需要相应的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参与。

三、“培养健全人格”——语文教育的核心

1924年10月16日，朱自清先生在《春晖》上发表杂感《教育的信仰》，文中明确指出：“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所谓“健全的人格”，在朱自清看来，就是“‘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这是朱自清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朱自清先生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学”与“做人”并重。围绕着这个价值观，他对于如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朱自清先生眼中的理想教育者首先必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他认为，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是一般教育者将教育看作一种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的阶梯。而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人格，这倒反而被人们忘记了。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段”。至少学校应成为“目的国”，这才是真教育！如果教育者把教育视为达到自己某种目的的手段，那教育出来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要从事于此，朱自清主张“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培养做人“纯正的趣味”。教师本人须具有纯正的人格，“教育者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只有这样，师生之间才能通力合作，真诚团结，没有什么矫情饰伪的风气。否则，“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撅的形象，如何说得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的人格？’”为此他大声疾呼：“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振聋发聩，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朱自清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和学生交朋友，以自己真挚、坚决和谦逊的思想性格影响学生。1948年，朱自清在反内战斗争中，身患重病，仍毅然决然地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在贫病交迫中逝世。他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个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单是学生学艺上的良师益友，更是学生人生的典范和教导者。

四、注重实践——语文教育方法

（一）注重学生朗读能力培养

朱自清先生十分重视朗读教学，这在他的阅读教学方法当中是最具特色的，他认为“在语文的教学上，在文艺的发展上，朗读都占着重要的位置”，它对于培养学生阅读、写作以及口头表达能力都很有帮助，在《论朗读》《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和《论诵读》里，以及《了解与欣赏》《精读指导举隅》《“文心”序》等篇中集中论述了朗读和朗读教学。由此可知，所谓的朗读教学就是指在语文课堂上，对作为教学方法之朗读的运用，和对作为教学内容之朗读的学习和指导。通俗地说，就是包括“用朗读”和“学朗读”的一种教学过程。

（二）提倡“应用性”的写作训练观

朱自清指出当时的中学生在作文方面存在很多弊端，如思路不清、急功近利、无话可说、文句不通等。他认为学生在作文上存在这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没有尽到责任，不重视作文训练，教学方法也不恰当。当时部定的课程标准规定写作教学的目标是“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初中）以及文言（高中）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技能”，朱自清认为，“这一目标太宽泛了些”，他提出“中学生的写作训练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22］。因为“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正处于开创时期，青年学生多半想尝试一下，于是不约而同地将创作当作唯一的出路，不管才气如何，都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戏剧，“这中间不少人白费了力气，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因此，他指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当居次位”，写作训练应着眼于应用，“应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23］。

（三）“假想读者意识”——培养学生作文的针对性

他针对中学生作文目的不明确、责任心不强，提出写作训练要有“假想读者意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应用文，都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认识、审美和教育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写作时首先要考虑读者对象的问题：我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如何？我写的东西他们是否读得懂、是否喜欢？我怎样写才能把我的思想、情感、观点顺利传达给读者？朱自清把写作时的这些问题意识叫做“假想读者意识”。因此，他特别重视培养和强化中学生的假想读者意识。譬如，在作文命题时，他一定会明确指出作文的读者对象：如写给父母看的、写给老师看的、写给中学生看的、写给孤寡老人看的、写给全社会看的。学生经过这样的系统训练，便会形成强烈的假想读者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他们的作文便会有的放矢。这种办法，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他们抒情、说理和议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