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主义的思维模式,氛围与情境

“内心世界”被消解，由此，被希腊风神埃俄罗斯封闭在口袋中的阵阵“时风”再度刮起。施密茨指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主宰西方智性文化之根源动机即征服自身与征服世界。理性的人为对抗“袭击”自身的自然而然、不由自主的（unwillkürlich）的兴发、激动，对自身经历与体验进行划界、分层管制，就像存在一幢可分割诸区间与楼层的大屋。显然，不管被冠之以灵魂还是其他什么名目，这一固体模式造就的“内心世界”终难“不辱使命”——对抗不可控制的来自外部空间（躯体领域）的“入侵”。与征服自身“携手并进”的是征服世界——与这样的“内心世界”对面而立的“外部世界”必须被还原为少量最大限度可辨识、操控和数量化操作的标志（Merkmale）。在这个过程中，灵魂还扮演接纳还原操作之后的“废弃物”的“收容所”角色。这样的还原主义又与生理主义教条不可分割。由于特定躯体部位（如眼与耳）的确定状态或多或少能决定是否有知觉这回事以及何者被知觉到，就产生了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教条认识：官能性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被把握为“通道系统”，外部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这样的“通道系统”才能抵达居于“内心世界”之中的意识主体。在施密茨看来，此教条可谓异想天开（phantastisch）、误人子弟（irreführend）。其异想天开之处在于，它假设运作于脑部的电或化学过程、状态向“内心世界”的意识组成部分（注：感官属性（Sinnesqualitaten）、感觉（Empfindungen）等。）的神秘“转化”。说它误人子弟，则是因为它败坏人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体验到的知觉事实。

施密茨说，每一个具备健全感官的人都能知觉黑暗、寂静、虚空（leeren Raum）、时间、氛围、事态与情境，一如他能知觉颜色、面积、声响与运动。同为“知觉被给予性”，后者之所以获得优先考虑，仅仅是生理主义思维模式带来的偏见。人们认定，在关涉后者的现象中，更有可能确定通过物理信号和生理过程获得传输的刺激。施密茨列举了一系列被此生理主义思维模式碾于“轮下”的知觉类型。先说寂静。寂静有宽度、重量和厚度，有炎热正午令人昏昏欲睡（brütend）的寂静、铅灰色的阴沉寂静、柔和清晨的寂静、祥和夜晚的寂静，还有死寂以及庄严的寂静。异样的周末的宁静、阴惨的黄昏时分甚至具有惊悚效果——如同飘浮在空气中。春日的清晨、阴沉的秋天、夏季的夜晚、暴风雨来临前的时刻，如斯种种皆为气候-视觉性氛围。人际之间的集体性情感也是氛围，如庆典的狂欢，战斗、宴会或所谓“初出茅庐的怯场”时的激动，隆重时刻或合唱时令在场者“万众一心”的“情绪钟罩”（Stimmungsglocke）。此外还有尴尬的氛围、兴奋的氛围（Gereiztheit）和沮丧的氛围（Niedergeschlagenheit）。氛围同样能被“培植”出来，如令来访者一进门便眼前一亮的居所的舒适。天气也是近似意义上的氛围。按照传统还原主义-内主体主义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天气被分解为一种由外部世界中大量气体分子（空气）构成的状况与各个意识者内心世界感觉（注：热能、湿能意义上。）之合成品。这却不是人能在自己身上觉知到（spürbar）、无边地“倾注”于宽广之中的天气氛围。当人们从拥挤沉闷的房间中迈出，深深呼吸，立刻感觉“精神为之一振”，仿佛置身别样洞天（Milieu）。我们也能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引为谈资的“天气”领会这里涉及的现象，有闷热的天气、不冷不热的天气，还有沉重的天气。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中却没有这样的概念（这种还原主义-内主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更严重的失误则是对上面已提到的“身体”现象的遮蔽）。

“内心世界”的消解使还原主义-内主体主义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失去立足之地。那些难以被纳入固体模式和第一感官属性的“世界质料”不再能以“仅仅是主观的东西”这一口实打发到“内心世界”之中。为了令这样的世界质料免遭令其伤筋动骨、面目全非的“切割手术”，我们需要适当的描述概念。在施密茨看来，唯情境（Situation）能胜任这一使命。新现象学的情境概念与通常所谓情景十分接近，但更为“抽象”。施氏以险些遭遇车祸的“危机情境”作为他所谓情境的典型。雨天车流攒动的街道上，遭遇险情的开车人仅凭刹那间的闪避、刹车或加速这些熟能生巧的常规操作，终于逃过一劫。这样的神来之笔要归功于对车辆的触觉式入身以及对周边状况的视觉式入身。两种入身能在电光火石之中“融为一体”则是目光（注：一种身体性的“兴动”，身体方向的一种类型。）的功劳，它作为运动躯体图示（motorisches Karperschema）的组成部分发挥功效。入身使开车人能够一下子看透危机情境，全面领会相关事态、危险带来的问题和可能的应急程序。与其说这样的情境在开车人眼前、对面，不如说当事人通过自身行动间不容发地卷入此情境——此中无主客区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对立可言。这种紧急关头（kritisch）的情境是具备自身之完整关联的场景（Szene），包含一种使显著凸现的各个别特征“融为一体”的意蕴之“晕”或意蕴“背景”——以混沌多样、内部发散交融之态共生的种种事态、程序、问题。（注：H Schmitz，Husserl und Heidegger[M].Bonn：Bouvier Verlag，1996：52-54.）

上一章中已经提到，情境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以上危机情境是一种当前情境，这样的情境瞬时产生、转化和消失。我们处在清醒状况下的生活，贯穿的便是此类当前情境（注：如对话便是典型的当前情境。）。如危机情境所表露的，入身在当前情境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前情境扎根于累积状况型情境之中。通过人格解放，我们得以凭个性（Persanlichkeit）立身——既非完全无助的婴孩，亦非愚痴之辈（Idioten）。个性首先是一种累积状况型情境，而非传统所谓灵魂”。这样的人格情境（persanliche Situation）中，还有众多累积状况型情境和当前型情境植根其中。人格情境自身也得其生生于“人际之间”的共同情境。友谊、敌意和共同体便是这样的“人际情境”。同样属于人际情境的，还有以某种交流能力为特征的行为模式（如掌握的语言）。以上涉及的多是零零散散、使人难以“窥其全豹”的情境（segmentierte Situationen），典型的如母语和人格情境。瞬间“一体毕现”的印象（Eindrücke）则与此不同。如斯印象乃知觉之“浑然天成”（natürliche Einheit）。施密茨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来说明他心目中的“自然”、天然，如与某人相遇或在异乡旅行中留下的“鲜明印象”，面对一幅摄人心魄的画像时获得的“抹不去的印象”，此外还有与独特的自然情调（Naturstimmung）或“居之氛围”遭遇的状况。此类彰著印象又为大量不显眼的印象包围。我们知觉到的任何东西（Ding）都有其典型或个别的品质（Charakter）——不管其面貌（Gesicht）如何“变化多端”。通常来说，物之品质是一种有其意蕴之“晕”的累积状况型情境。物之品质中涉及的事态主要是预期（Protentionen），相关程序则是明显的要求或排斥（注：如海德格尔所谓“上手/合用性”（Zuhandenheit），此外还有威望、诱惑以及社交礼仪等。），引起的问题则表现为种种威胁、神秘、令人毛骨悚然或不安的特征。当这样的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被要求对它进行一定的“析出”操作。不过，这样的析出操作首先是对混沌多样的整体情境的说明，而非条分缕析的分解。印象并不系着于物，呈现多种面貌的寂静便是强有力的反证。在印象的强力和丰富度上与物不相上下的是“类物”（Halbding）。施密茨以这些一些例子说明类物现象，如风、令人几乎跌倒在地的“重力”牵引、电击、目光、声音，此外还有水节奏性地滴落的响声、刺耳的噪音、纠缠不休的疼痛、寒冷与炎热，深沉的寂静、夜晚、无聊或紧张的期待中“咄咄逼人”的时间等。类物在两点上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首先，其存在之延续是可中断的，类物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其次，不像物的因果性是原因（Ursache）、作用（Einwirkung）、效果（Effekt）之三阶结构（注：例如，天花板上的吊灯掉落是因，吊顶与地面的碰撞是作用，吊灯的损毁（包括地面某种程度上的损坏）是果。），类物的“因果性”是二阶的，它就是影响（Einfluss）本身。类物与物的共同特点在于，两者都有在面貌之变化中“持住/任持”的品质可言，这一点使类物区别于变换的感性材料（Sinnesdaten）。（注：H Schmitz.Husserl und Heidegger[M].Bonn：Bouvier Verlag，1996：56-57.）

诗（Dichtung）的语言才能恰当地描绘此类印象。诗是一种灵巧简约的言语形式，通过从情境中小心翼翼地析出事态、程序、问题，情境之整体神韵得以毫发无伤地透显。作诗由此区别于解决问题，后者无所顾忌地“撕破”难-分难-解的问题情境，只为“命中”那能够表明自身为事实（理论问题）或有效性（实践问题）的事态或程序。情境、印象中往往充溢情感氛围，而氛围又多“携带”混沌多样的整体意蕴，它们因此具备了成为情境的资质。累积状况型情境和与其相应的情感氛围之间可能存在种种张力和冲突，就像在爱的状况中常常表明的。另外，情境也不能被等同于情感氛围——因为也存在那些无氛围可言的强烈印象，如以上危机情境。在如是生死攸关之际，自身状况（leibliches Befinden）完全为惊吓与紧张“调动”，除立马领会和执行“自救之方”外，无有余裕留给情感氛围。

按照传统的理解，情感是“纯粹主观”的，是每个主体“内心世界”之中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内心世界”的消解破除了这样的教条。情感并非灵魂状况，而是被灌注于空间中的氛围，其空间性一如上文所描述的寂静与天气。寂静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深刻印记”，踏出空气污浊的室内、深吸室外新鲜空气令人在身体上觉知到一种超出身体边界、包围和浸透身体的天气。情感氛围对人的把捉近似这样的状况——人因“有感”而“遂通”。施密茨说，这样的情感空间性无所谓长宽、厚薄、形状（Figuren）、位置和距离，物理上无从解释。为了领会情感空间，人需要沉潜到更深层的空间经验，如天气现象、声响、寂静、姿势、陶醉（Ekstase）、“沉落的目光”、（闭目）“内视”的目光。相比集体性氛围和自然气氛，私人情感的空间性更难被认可。施密茨以反差型情感为例论证私人情感的空间性。一个开开心心的人碰到一群伤心人，或一个伤心人遇到一群欢天喜地的人时，会有显著的反差体验产生：开心的人会感觉受到阻碍，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人的喜悦则使伤心人倍觉苦涩。如果不是这样的情感、而是类似的身体兴发/激动两相遭遇——如一个精神振奋的人遇到一群疲惫不堪的人，或一个疲惫的人遇到一群劲头十足的人，便不会有不由自主的强烈反差感受产生。怎么恰当地解释这类现象呢？施密茨认为，是无边灌注于空间中的情感氛围提出绝对、排他的要求，导致相反氛围之间发生冲突，令反差凸显。身体兴发/激动相对而言容易定位，情感则不受地点拘束，两者分别可以躺在浴缸里感觉到的身体上的舒适和情感上的舒心——因被爱或和谐的家庭而“无忧无虑”——为例。

作为无可定位（ortlos）的被灌注的氛围，情感“无边无际”（weit）。此即情调（Stimmung）。纯粹情调无方向特征。一切指向性的（gerichtet）情感或情调则被称为“兴起/兴奋”（Erregungen）。无主题可言的兴起/兴奋是纯粹兴奋。“聚焦”于某个主题的兴起/兴奋则被称为聚焦性情感（zentrierte Gefühle）。施密茨指出，在意向性成为流行用语之后，聚焦性情感被不恰当地理解为意向性情感（指向一个对象）。实情更为复杂：聚焦之“焦点”常常是“开叉”的（mit Gabelung des Zentrums），不像对象那样“板上钉钉”。与其说这样的情感是意向，不如说它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聚焦形态的氛围。

施密茨认为，至此为止的情感现象学都忽略了纯粹兴起/兴奋，或至少不曾注意到它与纯粹情调的区别。没有方向特征可言的纯粹情调只有两种：纯粹被充实的情感（满足）和纯粹空无的情感（绝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满足和绝望并非在愿望实现与否、而是在情感氛围之宽广（被充实的或空无的宽广）意义上来说的。而此处涉及的绝望也并非令人沮丧的悲伤或“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忧郁，而是无根无据、缺乏方向的绝望。此即法国人所谓百无聊赖（ennui）——一种夹杂着恶心与无聊的厌倦之情（Uberdru）。就像绝望不同于悲伤和忧郁，这里的满足也不同于喜悦——它没有喜悦氛围的离心倾向这种方向规定性。满足是沉稳（fest）厚重，“有容乃大”的情感“支柱”，是宁静从容。和谐的家庭生活，神秘主义者的“一切放下”，平静有力、劲气内敛的自信就是这样的例子。

纯粹情调是一切更为复杂的情感之“底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基础情调（Grundstimmungen）。纯粹兴起/兴奋为纯粹情调带来了一种指向性（Gerichtetheit）。这样的指向性虽不乏结构，却是颇不明确的发散结构。其方向与不可逆地从狭过渡到宽、从翕（合）至辟（张）恰恰相反。通常情况下，将呼气、目光或行进（Schreiten）描绘为“‘某物’通过我、牵引我而去”难免标新立异之嫌。渴望（Sehnsucht）、忧伤（Schwermut）和哀痛（Kummer）却正是这样把捉人的，凭借其离心或打压性的（niederdrückend）冲击（Imupuls），我们在身体上觉知到来自它们的袭击。目光被投向某物，由此从身体之翕中跃出，扩张自身“领地”。离心的、力图离狭入宽的渴望也是扩张式的，但不像人能“自由投射”的目光，渴望源出于发散着的宽广氛围，“流经”人时将人席卷而去。情感方向通常就是如此运作的。这样的情感方向也不同于遭受性的入身方向，在被迷住、暗示或催眠状况下，亦有方向“射入”身体，令其“为己所用”（注：如足球比赛的观众不由自主的“共同运动”（兴奋地扭动肢体）。）。后一种状况下，控制人的影响之源明确地处于对面。侵袭人的情感，其方向却无从明确定位。例如，哀痛是一种令人（情绪）低落的情感，它似乎应当来自“高处”，但要说哀痛的缘由“自天而降”又不免可笑。这样的缘由也不是侵袭力之所在意义上源泉，而充其量是一种哀痛之情“集结”的结晶。对当事人而言，哀痛是无形的巨物（Riesiges），如同一片阴云密布的天空。只有喜悦能“春风化雨”地扫去这样的阴霾，就像白昼显露、黄昏降临，是宽广“孕育”出新生的喜悦。指向性情感这种缺乏可定位方向源泉的现象，施密茨称为深渊现象（Abgründigkeit）。情感氛围无根基可言（abgründig）的向量（Vektor）组织成特定的氛围形态便是纯粹兴动/兴奋。不同于单向度（einseitig）的喜悦和悲伤（向上抬升或向下压覆），全方位（allseitig）（指向）的兴奋是离心、向心或两者的混合态。不过，这样的兴动/兴奋与当事人的关系并非“致自身”或曰“反身而诚”（Selbstzuwendung）意义上的，因而尚未给情感带来什么主题。漫无边际的莫名渴望（diffuse，ziellose Sehnsucht）便是全方位的离心情感，它是青春期和浪漫派的典型特征。全方位的向心情感可以羞耻、莫名的恐惧为例。既为向心、又为离心，犹如由忐忑（Bangnis）与渴望混合而成的情感氛围在歌德时代被称为“预兆‘附身’”（Ahnungsvoll）。这样的情况既充满希望，又不乏威胁性，犹如“有不确定的某些东西漂浮在空气中”，令为其所笼罩的一切蒙上一层模棱两可的深意。精神分裂症患者典型的初期症状便是如此。

在纯粹兴动/兴奋基础上，凭借将发散的氛围聚拢为某个主题，聚焦性情感得以产生。例如，忐忑发展成畏惧（Furcht），渴望变成爱意（Liebe）。以布伦塔诺、胡塞尔、舍勒、普凡德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流派以发现情感的意向性为骄傲，凭借对象性关联，情感与纯粹情调被区分开来。同样，海德格尔强调畏惧与焦虑/恐惧的区别。施密茨指出，这种简单化的二者择一没有注意到纯粹情调与纯粹兴动/兴奋之间的区别。此外，情感的意向性命题包含一种双重误解：首先是将情感理解为一个“内心世界”主体的意识行为。其次，情感的主题化被理解为意向——对一个对象的“瞄准”。这样一来，一种能凭借格式塔心理学方法获得描述的本质性的区分被忽略。在施密茨看来，纯粹兴动/兴奋作为包含结构的氛围首先是格式塔（形态），其聚焦形态则涉及一种中心常常“开叉”的状况。此种开叉现象（Gabelung）可以通过考察忐忑和畏惧的中间形态即害怕（Grauen）来获得说明。当忐忑以“身体性焦虑”的形式袭击人，隐隐约约令人害怕的预感阻碍人逃离的冲动，令他无路可走时，就有这种由氛围之流散与“障碍之墙”构成的“双性体”害怕现身。施密茨以《格林童话》“强盗新郎”这个故事为例。按照难以捉摸的阴郁新郎的命令，新娘必须走进一幢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的屋子。新娘原就害怕新郎，在这种状况下，她最终听到一个声音向自己呼唤——她正置身于谋杀现场。当此之际，害怕转变为完整的聚焦性氛围——畏惧。依据格式塔心理学来分析，首先可以区分“聚集区”意义上的聚焦（Zentrierung im Verdichtungsbereich）和“下锚点”意义上的聚焦（Zentrierung im Verankerungspunkt）。所谓聚集区，是相关轮廓的印纹直观地显现之处（Stelle）。以树叶作比，便是其典型的锯齿形轮廓。下锚点则是形状的“基点”（wo sich die Gestalt anschaulich aufbauen），是叶片与叶柄的交接部位。对害怕的新娘来说，聚集区已然存在，即新郎、屋子。但还缺乏下锚点。因而，这样的情感可以说既是对象性又是非对象性的。直到出现下锚点——她将被杀害的危险，纯粹发散的兴奋/激动才发展为聚焦性的情感——畏惧。（注：H Schmitz，Husserl und Heidegger[M].Bonn：Bouvier Verlag，1996：58-65.）

施密茨指出，对很大一部分聚焦性情感来说，区分聚集区和下锚点是必要的。前者是一件事物，后者则往往是一桩事态。畏惧、愤怒和羞耻都是这样的聚焦性情感。比如，对医生的畏惧可以是对这个人、他的医疗设备和行动（聚集区）的畏惧，但也可能是对“（接受治疗）会疼”这回事（下锚点）的畏惧。不过，聚集区与下锚点的关系不能被化约为原因（Ursache）和作用（Wirkung）的关系。否则畏惧就应该首先是对能够预期的疼痛（作用）的畏惧，而不是对医生本人的畏惧。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当人马上需要面临一场会带来疼痛的手术时，紧张的病人的畏惧之情（以犹疑的不安体现出来）聚焦于发散着恫人“光环”中的医生和设备之上，疼痛的威胁则仅仅透显于此种“光环”背景之上。同样，对死亡的畏惧也更是畏惧可能的凶手，而非首先对死亡本身的畏惧。在施密茨看来，此种“悖论性”的畏惧重心从下锚点向聚集区的转移其实合情合理，因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卫只有针对后者才是可能的，虽然更“理智”的看法似乎是真正可畏的乃疼痛和死亡本身。愤怒的聚集区是某个引起我愤怒之情的人或对象，下锚点则是令我生气的事。当情感极为强烈，下锚点却不甚明晰，愤怒就沦为（“没来由”的）暴怒（Wut），一切的“火力”都被盲目地投向聚集区；相反，若是缺乏清晰明确的聚集区，愤怒就成了恼怒/恼羞成怒（Arger），发散性地攻击一切事物。在羞耻的状况下，被羞耻情感袭击的人自身往往就是聚集区，不过也存在为他人（聚集区）的可耻行为（下锚点）感到羞耻的情况，即使行为者本人根本不以此为耻。我们在喜悦与悲伤中也能观察到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