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模仿与自主

从20世纪初，传统中国自迈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伊始，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对于“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何为”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回答成为革命家和建设者思考的主题。目前，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也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遵循西方的线性进步史观，崇尚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其二是追溯传统的回归史观，尤其以新儒学的主张为代表，这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传统和选择何种现代化的问题。笔者赞同第三种发展路径：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是目前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元，必须遵循现代国家的逻辑和现代化的逻辑进行现代国家的构建，但是基于现代化的逻辑进行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构建有一致性的地方也更有其独特性，选择现代民族国家道路、遵循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等方面是一致的，但从世界史考查看，任何大国崛起都是根据民情、国情和世情，找到适合本国独特性的发展道路，才能闯出一条强国富民之路。就中国而言，自清末民初以来各种尝试（模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民主共和）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又以苏联为师，也出现水土不服和诸多弊端，但可以说这些是中国从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必须交的学费，现代国家的构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全新难题，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人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其追求和制度化完善。诸如中国革命中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的精髓奠定了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依靠群众、发动基层，接地气才能向现代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新中国成立伊始，尽管以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参照，但国家在加强权力集中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分权化改革（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高度计划的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更是通过不断调适以保持其先进性来探寻现代政党的执政规律，中央政府也积极打造一个中性政府以确保对各方面利益处置的公正性，只有保持中性才可能保持中立和更加自主的选择发展道路，国家在硬性约束方面通过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以确保权力的行使都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在软性约束方面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以便提供精神秩序的基础（诸如新儒学的复兴）。笔者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来审视百年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在模仿中寻求自主，在自主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反思平衡，对不足进行修补完善，探寻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机理。

当今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成为一种时髦，最早是国外学者为了抵御和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提出的，国内也意识到总结中国道路的必要性，既有高歌赞美者，也有审慎担忧者，形成一种蔚然壮观研究潮流。诸如对于中国模式呈现出的物质主义倾向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有不少，也有从精神文化根基缺失的视角对中国道路进行反思，等等，这其中不少批评意见也都是富有建设性的。这些都对于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国家自主性的反思提供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