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托利主义或立法停滞时期（1800—1830）

旧托利主义或立法停滞时期（1800—1830）^[1]

在这个时期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布莱克斯通乐观主义（Blackstonian optimism）得到埃尔登托利主义（Eldonian toryism）的不断加强；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立法停滞时期，或用检察官们的话，称之为立法静止时期。政治或立法革新受到的阻遏首先来自英国人对英国政制的骄傲之情以及他们对事物既存状态的满意。英国人这种心满意足的心态在几代人之前就早已有之，而布莱克斯通博学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其次，一股反对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和革命暴力的反动力量限制了政治与立法的革新；它的代表是埃尔登勋爵畏惧立法的心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智力都用于谨慎地完善衡平理论，并阻碍对法律进行任何其他革新与改进——现代的论者可能已经很难公正地评价他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消逝，这段时期的反动特征未有丝毫减弱，反而日渐增强。1815年或1817年的托利主义比起1800年的托利主义来，狂热有余而理智不足。这一时期，尤其是其后期通过的法律，^[2]带有更为强烈的反动色彩，都旨在镇压叛乱、骚动，弹压雅各宾主义，反对改革。然而，虽然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发现一些反动立法，但这时期的真正特征是占主导地位的立法静止或立法停滞。至少，乐观主义对公众情感的影响程度和它对革命宣传的畏惧一样大。

【注释】

[1]参见R.K.Wilson，Modern English Law，第三章以及本书第五讲。根据通常术语，出于本书的目的，一般将1800年作为19世纪的开始。

[2]例如，为了阻止骚乱性的集会，1800年的《联合法》（Combination Act，40Geo.III. c.106）；1817年的《联合法》（57Geo.III.c.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