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与停滞时期（—年

（三）扭曲与停滞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至1976年整整十年，是我国动荡的十年，文化教育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在一片“民族问题已不存在”“民族学院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喧嚣声中，绝大部分民族院校被撤销、停办，幸存的几所及停办几年又恢复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随之被扭曲。

1.扭曲与停滞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特、动荡的年代，西方世界在经过战后20多年的繁荣发展后，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使经济发展迟缓，而第三世界却迅速崛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武装运动不断高涨。此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我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在面对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对外一方面要应对苏联东欧掀起的非斯大林风潮，防止修正主义，另一方面要应对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发动的“和平攻势”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的严重威胁；对内“毛泽东等人虽然试图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矛盾，但是在实践中却以阶级斗争为取向，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原想以扩大民主来缓解党和群众的矛盾，可是对于矛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民主’的理解有限，对整风鸣放中的批评感到意外和震惊，因而转取阶级斗争路线。结果，一方面造成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矛盾积压，没有适当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逐步将人民内部、党内、中央内部的矛盾视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已异常严重，必须彻底清理，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首先从文艺界的批判开始，而后席卷全国，历时整整十年。“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两个估计”的出台和对教育战线成绩的全面否定，教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左”的错误思想在民族工作指导上也进一步推向极端，党的民族政策和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原则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开始错误地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于是民族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民族学院已完成历史使命”的论调。跟随的是民族院校相继被停止招生，有的甚至被停办、被撤销。“1969年，云南民族学院被撤销；1970年，西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被撤销；1971年，西南民族学院被宣布撤销。幸存的中央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招生也停止了数年。1971年至1974年，除中南民族学院外，被撤销、停办的几所民族学院先后复办，全国民族学院恢复到9所，并招收了几届工农兵学员。”^[20]尽管此时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依然轰轰烈烈地开展，但由于受“左”的思想严重影响，致使爱国主义教育达到癫狂以致扭曲，毋庸置疑，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进入了扭曲与停滞的时期。

2.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是极“左”路线的极端时期，全国进入了一个近乎癫狂的爱国主义时期。首先，“文化大革命”中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亡我之心不死”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话语，反帝、反修、防修成为政治事件的主要内容，也成了日常斗争甚至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和生产成就，直至体育竞赛成绩，都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都是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是为国争光，歌颂式的爱国主义也达到巅峰状态。再次，忠君式的爱国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反对美帝、反对苏修，还是批倒批臭一批所谓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理人，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而保卫毛主席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保卫祖国和捍卫祖国，就连生活中一些常用话语，都无不附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和捍卫祖国”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指导下，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在这一奇特的历史背景下，仅存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和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势要求一致，服务服从于一种狭隘的政治，主要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是“随时准备打仗”的国防教育。这一时期，全国上下紧紧围绕我国的安全形势开展国防教育，民族院校也不例外，开展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国防教育。在《广西民族学院校史（1952—2002）》的1969年大事记中这样记载着：“11月21日，院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和各大组正副组长会议，就如何加强战备教育，挖地道和防空洞，进行疏散动员等做了部署。”《西藏民族学院校史（1958—1998）》也这样写道：“学院除留下少数人员看管学校外，998名师生员工于1970年1月全部疏散到陕西省长武县。”《中央民族大学大事记（1941—2006年）》中同样有着这样的记载：“1969年10月25日，为战备疏散，当时全校共743人开始离京赴湖北潜江县沙洋‘五七’干校。”二是反修、防修，“保卫红色江山”的教育。从1969年被撤销、停办的几所民族学院在1971年至1974年先后复办，全国民族学院恢复到9所。此时教育教学活动极不正常的民族院校按照1971年至1976年提出的教育革命的要求，围绕批资本主义、抓阶级斗争、搞路线教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进行，开展了“破四旧”^[21]、“斗批改”^[22]、“一打三反”^[23]运动，以纠出党内的修正主义代理人，从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江山。三是下乡下厂，以社会为课堂了解民情国情的教育。此时，“开门办学”已成为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否搞“开门办学”成了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于是民族院校的师生们开始了分期分批下乡下厂，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至1976年，广西民族学院先后13次组织师生到区内30多个县、市、乡、厂矿的60多个单位，参加师生共9460人；从1973年起，西藏民族学院先后在西藏和陕西建立了6个“开门办学”点和2个校外教学基地，建立了1个校办农场和3个校办工厂。

3.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特点。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推行的极“左”路线的践踏下，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扭曲变形。随着党的民族纲领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民族工作部门也被诬蔑为执行一条“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遭到撤销，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扭曲而变形的特点。

这一时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都紧紧围绕着阶级斗争这根主线，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不例外，原来形成的优势和特点全部被极“左”的一刀切教育所代替。

（1）教育对象一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院校和全国其他普通高校一样，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的历史背景下，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由多样变为单一，即由培训班的学员层次、本专科班的大学生层次、预科班的预科生层次等多层次变为了单一的专科生——工农兵学员层次。

（2）教育内容一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系列“破四旧”“斗批改”“一打三反”教育活动，原有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以民族团结为主线的特色荡然无存。

（3）教育途径一刀切。下乡下厂，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民族院校原有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及相关教育基地被否认殆尽。

4.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被极“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极端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势带入了一个扭曲和停止的阶段：一是癫狂的“祖国观教育”。这一时期，对内对外都是用阶级的眼光看待一切，因而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外要么闭关锁国，要么是鲜血凝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友谊，什么都好商量，什么都可援助，就连体育竞技也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内反修、防修，批倒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就是保卫了毛主席，就是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了中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捍卫祖国，从而“国”为何物完全混淆不清，即使此时诸如在西藏民族学院仍开展批判达赖反革命集团复辟分裂祖国的罪行等活动，但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对“国”的实质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二是扭曲的“民族观教育”。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把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斗争混为一谈，把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认为“民族问题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制造民族问题，民族团结教育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也出现了简化民族过程的唯意志论，认为“民族融合”了，“民族问题不存在”了，人为地抹杀了民族的差别，因而，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完全被扭曲。三是变形的“宗教观教育”。这一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歪曲和破坏，使“各级宗教工作部门几乎全部被撤销，各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被迫停止”^[24]。多数宗教寺庙、经院及相关设施被毁坏、拆除、关闭或改为他用，各少数民族正当的风俗习惯也被当作陈规陋习和“四旧”被废除。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宗教观教育也因此变形，民族学生正当的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正常的宗教信仰被压制，使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严重扭曲。总之，如果说1949年至1966年时期是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逐步形成自身特色的时期，那么这一时期却是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特色和优势被扭曲、否定乃至抹杀的时期，给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