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经济”（New Economy），《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而将其称之为“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经济”。之所以称之为信息化，是由于在这种经济体的内部，劳动者是否具有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有效地生产、处理和利用信息；之所以称之为全球化，是因为生产、消费和流通等活动及其组成要素比如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等，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之所以称之为网络化，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竞争只有在体现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很显然，这种“新经济”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末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然而“新经济”时期的企业利润率似乎并未得到有效恢复。在这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研究，结论不完全统一，但基本上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美国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了长期的持续的停滞或下降趋势。
贝克尔和坎贝尔在一份关于1947—2007年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率的研究中指出，利润率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时期并未得到有效恢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并不构成利润率下降或停滞的主要原因。[37]他们的另一份研究表明，在1947—2003年间，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周期和长期动态主要源自利润份额的波动，利润份额波动的核心机制是实际工资率、实际劳动生产率和价格因素的综合作用；金融化削弱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赢利能力。[38]沃尔夫的研究则确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部门和全部私人经济部门的利润率确实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原因是实际工资相对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缓慢和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缓慢。[39]国内学者谢富胜和李安，借鉴韦斯科普夫的研究方法[40]——将利润率分解为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三个变量，对1975—2008年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这一期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基本停滞，利润率周期波动的原因主要是利润份额的变化；而利润份额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其背后则是生产和非生产工人的劳动小时和报酬比例的变化；广大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这段时期并未改善。[41]
综上所述，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基本处于利润率的长期停滞或下降过程中。其中，沃尔夫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利润率回升的原因在于，实际工资相对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缓慢提高和资本—劳动比的缓慢增长；而在谢富胜等将利润率分解成“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产能资本比”三个变量之后，就更能清楚地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时期，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利润率动态变化的背景不过是三十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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