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素质建设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干部素质建设还是一种局部的探索和实践，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则为我国干部素质建设探索的系统化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转移到国内社会经济重建和建设的轨道上来。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必然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其干部的素质建设上体现出来。

建国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干部素质建设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党和国家及时总结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德才兼备”的干部素质理论。所谓“德”是指政治与道德标准，“才”指才干或工作能力。政治标准的先决条件是要取得政治上的信任，即要准确地把握被挑选的干部是为公还是为私，也就是考察候选人是否能真正地做人民公仆。“德”在我国干部素质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干部选拔和录用的“先决条件”。这一时期，挑选干部的另一标准是才干或工作能力。周恩来同志曾指出，挑选干部时，一定要注意实际工作能力，将精通业务，具有决策能力，能将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化为群众的行动，能协调各方工作有序发展的人挑选到干部队伍中来。[8]因此，这一时期与建国前根据地时期相比，干部素质建设呈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例如，在强调政治鉴别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思想道德品质等核心素质要素的同时，学习态度、业务能力等也成为干部素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强调干部的学习态度及对政策法规的掌握能力。例如，1949 年11月4日，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鉴定工作的规定》在论述考核的内容时明确规定，干部考核的“重点应放在立场、观点、作用、掌握政策、遵守纪律、联系群众、学习态度等方面”。[9]

（二）强调业务能力。例如，1964年，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报告》，规定了科学技术干部的考核内容：“在政治思想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执行情况，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和他们的政治历史、道德品质、思想作用。在业务方面，考察了解他们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和在工作中的贡献、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10]

（三）强调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基本条件。196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11]在之后的党的建设过程中，这五项基本条件也逐渐成为评价干部素质的重要标准。

由分析可见，建国后干部素质建设的探索多是同干部考核与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目标是为了切实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素质标准。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政府干部素质建设的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干扰，干部素质中政治素质因素更加突出，强调阶级出身、阶级立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可概括为“根红苗壮”。虽然在宣传上仍强调“又红又专”，但在大批判过程中，由于大力批判“白专道路”，“专”或“才”的标准被长期忽略，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干部素质建设的发展是国家中心任务、政府的职能转变的必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