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方精英修建基础设施的动因
包括地方儒士在内的精英力量，其主动参与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建的动机通常是出于“义”的考量。上述奉新县惠政桥的修缮过程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基本是由民力独自承担的，从祖辈至孙辈，几代人一直以“修桥为己任”。长期的修筑维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自大德之后“桥之坏而复修者五，每一兴役，用木不翅千株，用工不翅千人，而用财计楮币万。其间水所摧残，或比年一修，或半年一修，其费又在此之外，方将世世继述而无倦”[21]。此种情况下，修筑人不仅要有雄厚的财富作为物质保障，同时还要有强烈的仁民爱物的信念，否则是无法完成修筑工程的。王氏家道殷盛，从买山置田作为修缮费用的储备就可以看出其饶于财富。王德全其人，“轻财重义，克蹈祖武”，“生平好施，赈恤乡邻之事不一，赈饥、贱粜，该受赏典，则以老辞”，颇有博爱济世的风范。王氏不仅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其修缮义举直接便利了地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故时人有赞曰:“人之好助修桥梁者固有之，然能同于众、鲜能成于独也，能为于暂、鲜能历于久也。”“王氏以一家独任其功，俾官不劳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劳力而蒙惠政之实，贤已。”如此的事例尚有很多，宜黄县人邓应元，以一家之力独担修建桥梁之重任，尽管耗费巨大，“计费至元准缗钱万二千有奇”，但邓氏却认为此事“利于民甚大而可久”，“若此义事，心所乐为”[22]。可以说，修建桥梁道路并非地方精英们的唯一善举，他们居乡之时便常以行善而得名，如崇仁周信甫，至元新纎，隐处不出，“邻寇奄至，大掠居民，要重赂始放还，否则戮。一时仓卒，费无从办，委命待尽而已。君为恻然，悉捐已资赎之，寇手得完娶者殆百余家。乡之人病不能致药，则为之医。死不能具棺，则为之葬。……宽逋恤贫，平粜赈饥以为常，环数十里有德无怨”[23]。平阳州人王原京，其于“乡党之民悯悯焉，忧其旱4，成其津梁，除其道路，恤其死丧，拯其饥馁，济其困穷”[24]。偿开化县人刘彦章，好行义举，“人有急周之”。弃官居乡不更仕，“恒畜米，当无米时则贱其直以粜人，及秋获乃止。不足，则籴之他邑，虽贵直入之，而恒以贱直出之也，人不知有凶焉”[25]。可见，上述人物修桥建路的行为并非偶然而为之，亦绝非以此来沽名钓誉，实在是其长期遵行义举、乐善好施的表现之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修筑基础设施并保障其良好的运行对地方社会整体上有利，其中当然也包括以地方精英为代表的民间修筑力量。兴修的“义举”，不仅利人，亦能利己。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大郡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一人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陆驰，舟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犹气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则身为之病矣”[26]。江南地区，水系众多，河网密布，发展水路交通的条件十分优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时这种自然条件亦会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因素。所谓“天下之险，险莫如水，一水中隔则两岸之人不得相往来”[27]。譬如瑞州路高安县，“其南西壑谷诸流汇为锦江，横贯州东，下注章水。州之郭郛如环中分，而廛闾衢巷夹其两涯，民旅族居而错。行者恃桥为命，桥一日不葺，则徒舆敛迹，公私交?，虽官调水夫刺小舟待济，陨一羽于深渊”[28]。河流在这时显然成了地方与外界交流联系的不利因素。虽然在无桥的情况下可以凭借舟楫渡水，但这种交通方式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安全性差，“少遇风涛，率多覆溺”[29];操舟楫者作奸病民，“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间，争纤微之利、弃性命如鸿毛者，盖多有之。虽留难之禁着于令甲，而亦莫之能革”[30]。比较之下，桥梁的功能完善，交通出行更为便利。平江路吴江州，受自然条件限制，“震泽东受群川汪洋巨浸至吴江尤广，衍地为南北冲”，原来主要的交通方式便是“千帆竞发”，倘若遇到“风怒涛，舂击喷薄”的情况便“一失便利莫能制”。后来地方修筑了桥梁，“邑宰李问始造长桥，繇是各舍舟以途，来往若织”[31]。信州路贵溪“环山为县，大溪贯其中，支流为杨林。秋夏水至奔溃，莫能御，岁病涉焉”。后地方建杨林桥成，“危湍驶流帖俯于履辙之下”[32]。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方面有助于地方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进行，“自是人无待渡病涉之忧，桥无数坏数易之患。南北往来如在家居，如履平地，不复知有一水之隔”[33]，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联系，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4]。
当然，这种倾个人之力来兴修地方基础设施的行为，也是对官府施政的有力支持。原本这些修筑工作属于地方官府的职司所在，但元代地方官府受制于财政不足的现实，使得许多职能无法有效履行。情势所迫，便要取之于民，由此则又会生出一些弊端。时人亦感叹道:“古以除治桥梁为官政，而今亦然。但官无可用之财，而惟民是资，则惠未及民而厉先及之矣。”[35]而这些以地方儒士、富民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出资助力，“以编氓能佐官政之不及”[36]，“利物济人，以助公家之不给”[37]，以实际行动弥补了官府职司的缺失，在地方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其义行善举足为世人称道。元儒吴澄曾作记来赞扬奉新王氏祖孙几辈人修缮当地桥梁的义举:“王氏以一家独任其功，俾官不劳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劳力而蒙惠政之实，贤已。且人之好助修桥梁者固有之，然能同于众、鲜能成于独也，能为于暂、鲜能历于久也。窃闻大德以逮于今，桥之坏而复修者五，每一兴役，用木不翅千株，用工不翅千人，而用财计楮币万。其间水所摧残，或比年一修，或半年一修，其费又在此之外，方将世世继述而无倦。呜呼!其孰能有此肯心者哉?”[38]诸如王氏祖孙这样的善士，仗义疏财，支持地方官府的统治，尽心参与公共事务，维护了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他们的作用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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