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精英归附新朝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方精英基本都是南宋的臣民，许多人父祖辈皆仕于宋，按照传统的忠义气节观念，作为前朝子民，本应拒仕新朝，而且对于南宋人士来说，元是“胡虏”所建的“异族王朝”，“夷夏之辨”思想也会促使他们排斥新朝。加之元朝的统一战争中伴随有许多抢掠杀戮，作为南宋臣民本应与之为敌，奋起抗争，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地方精英积极配合元军消灭反抗力量，维护和巩固新朝统治，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144]。
事物的变化总是通过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元军平宋时，忽必烈对南宋的官僚、地主采取了招抚和笼络政策，一方面宣布保护归附者的财产和官职，有功者给予擢升，甚至南宋官吏们可以“赍告敕赴省换授”[145]，一些宰臣后人可以“因门第补官”[146]。从整体上来说，元廷对南宋原有的官僚、地主、士人等阶层的利益给予了照顾和保护，这种优惠政策无疑会对精英们产生直接触动。同时，“宋亡后十余年中，江南各处仍不断此起彼伏地爆发反元起义，官府往往征辟当地士绅参理州县事，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对地理民情的熟悉来平定民叛，安抚地方”[147]。元廷一方面对精英利益给予优惠和保护，同时又利用他们为其统治服务。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重要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精英自身来说，支持元朝的统治也是有多方面考虑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兵入临安，宋太皇太后、少帝及文武百官奉土投降。平宋过程中，南宋的封疆大吏们望风而降，三年之后，?山一战，南宋的残存势力也最终被消灭，元朝完成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元朝统治的确立是无法逆转的大势，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种客观现实，再做反抗亦是徒劳，同时，“宋季士大夫多数是把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家存亡更重要的”[148]，既然无力回天，不如接受现实。因此，地方精英支持元政府的举动是受政治大背景和个人利益需要所驱使的。再者，民众反抗不仅危及元政府统治，同时也损害了地方精英的利益，“江南新附，群盗窃发，里中大家为所剽掠”[149]的事情时有发生。精英们组织义兵，配合元军直接打击反抗力量，实际上也是出于保护自身生命及财产安全的考虑。还需要指出，部分精英支持新朝也是出于仕进意愿，如王安国就是典型例子，其在宋时本可以门功授官，“当入官，于是宋祚将倾，知有材无所可用，辄叹曰:衰世之熊虎，孰与治世之鸾凤哉”[150]。如此志向恰好与元初统治者招贤纳士的政策相契合，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的诏书中要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另有“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覆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151]。新兴统治者需要吸纳人才为其统治服务，而地方精英需要出任官职施展个人抱负，积极向新统治者靠拢，容易赢得元廷信任，并借此取得官位，步入仕途。相互需要促使两者结合在一起。
地方精英归附新朝的举动有其客观作用。归顺新朝，为官当地，抚平反抗，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保护了大量无辜民众免受屠戮，往往可以“全活数万人”[152]，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吉安路庐陵县刘子清，凭借为元军提供情报而使“一城获安，全活百千万命，君一言之力也”。借助元军信任自己的有利条件，刘子清保护了许多民众，其徙居之地，“人得所，倚处者安，去者复，遂成乐土”[153]。王安国，“自其为尉，乡闾赖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怀其德，有祠其像于家者”[154]。安定的生活环境不仅有助于民众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投附新朝虽然有悖于儒家忠义气节的道德操守，但只要个人活动能对民众生活、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就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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