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好讼的重要成因,民风好讼

一　民风好讼

学者们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风好讼”在宋代已经倍受统治者关注了。唐宋以降，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土地所有权的下移，即由国家下移至民众。“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反映出国家承认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也使得土地私有化进程加速，同时增强了民众对于私有财产——土地的维护意识。史籍中频繁出现的“田讼”就是对这一社会变化最直接的体现，譬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记载的土田争讼案例比比皆是，涉及家庭亲属、宗族、邻里、主客户以及僧道等各种社会关系和群体。同时，宋代的商品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维护，人们在交往之时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而以“讼”的方式来解决通常会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再者，官吏腐败、赋役沉重、豪强欺压等因素亦是“民风好讼”的重要成因^[73]。

宋元易代，“民风好讼”的局面似乎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消亡，它依然是元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史籍对此记载颇多，如温州路平阳州“其俗嚣讼”^[74];漳州路龙溪县，其民“睚眦之争、尺寸之较，辄成讼”^[75];江西行省地方“其流俗以健讼闻”^[76];“吉、赣、袁、瑞之境，皆俗之尤健讼者”^[77]。频繁的纠纷和诉讼现象也让地方官员们感叹:“近年民间争斗日兴，造讦成俗，稍相违忤便至纷争，或侵数垄之田，或竞一尺之地，亲戚故旧化为仇雠，甚则丑诋骨肉、阴私讦举官府过错，诬陷昏赖，无所不为。”^[78]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在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王朝易代并未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它在宋代商品经济获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民众的经济活动趋于频繁，内容不断丰富和扩展。再者，元朝时形成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政治制度上的二元性，社会文化上的多元性，当诸多的因素被融合在一起并放置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时，必然会造成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矛盾和冲突地发生，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诉讼必然会是一种重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