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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时间:2022-09-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降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暴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或法规。这对我国稳定外需的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冲撞,加大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难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中,我们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反危机能力上,包括大局判断力、随机决策力、宏观调控力、危机转化力等危机处置能力上。反危机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执政能力。

六、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22]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危机”是人类的灾难,同时也是人类深化对社会认识的大学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进而为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制定出正确的纲领。刚刚经历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我们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而且也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

2008年9月15日,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成为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陷入衰退。这场危机,也冲击到我国经济。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增速由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10.6%和10.1%下降到9%,第四季度进一步下降到6.8%,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下降到6.1%。我国遭受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经受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这个考验,对于我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理解的世界市场萎缩对我国外贸的冲击,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深刻的考验。

首先,在这场危机中,国际经济衰退与国内经济转型交织在一起。严格地讲,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在国际金融危机降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暴露。比如,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投资率由35.3%上升到42.3%,同一时间段里,国内居民的消费率则由62.3%下降到48.8%,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在2007年甚至下降到35.4%。也就是说,投资率和消费率两条曲线出现了严重的反向运行的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过剩的产能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越来越大,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60%。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党中央看到了这一问题及其严重性,因此在十七大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正当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消除经济风险的时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降临了,这样,一瞬间就把我国经济中潜在的风险显性化了。所以,中央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其次,在这场危机中,国际社会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与我国稳定外需的努力严重冲撞。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或法规。实践证明,各国政策的协调对于克服危机的关系甚大。我国在关键时刻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据伦敦经济中心的数据,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预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有134项,其中77项是针对中国的。我国商务部的统计也显示,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调查,涉案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把自己国家的问题转嫁到别国头上,屡屡逼我汇率升值。这对我国稳定外需的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冲撞,加大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难度。

再次,在这场危机中,经济困难与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俗话说:“最可怕的是雪上加霜。”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不仅遇到了国内外经济结构同时调整这样的双重夹击,而且遇到了一系列罕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像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这些考验,最终都集中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头上,集中在党的执政能力上。

(二)党的反危机能力的全面提升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努力化挑战为机遇,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在世界各国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并为中国长期较快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场超常规的严峻考验中,我们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曾经深刻地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中,我们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反危机能力上,包括大局判断力、随机决策力、宏观调控力、危机转化力等危机处置能力上。

一是,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反危机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执政能力。它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能否在危机刚露头的时候,就作出及时而又准确的判断。今年初,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回顾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当时作出了三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立即果断实施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二是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三是必须把保持我国经济当前平稳较快发展和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不仅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要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这一切,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反危机的大局判断力。

二是,把握全局,果断决策。有了对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还要有科学的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随机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科学的决策。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终止先前执行的“两防”和“一保一控”政策,果断决定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党中央还决定把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战胜危机的强大动力,通过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通过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各地区各部门齐心协力、共抗危机的合力。这一切,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反危机的随机决策力。

三是,从容驾驭,措施配套。在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重点,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推出以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迅速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并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切,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反危机的宏观调控力。

四是,化“危”为“机”,“倒逼”转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中积压多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忧。我们清醒地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转化为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因此,在应对危机的各项重大措施中,不仅要保增长,还要尽可能把调整结构、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着眼点。这一切,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反危机的危机转化力。

因此,我们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是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也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过程。

(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今天在这里总结和讨论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总结和讨论党的执政能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提高,是为了更好地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里,我想强调两点:

一点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并不等于在危机中采取的各项对策和做法可以在危机后继续执行。我们总结经验,不是要把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凝固化,而要从中找出适应各个地方各个时期普遍可用的经验。现在要防止一种危险,这就是把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特殊做法看作是普遍适宜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的教训。比如,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战争时期是成功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还要继续实行就不行了,所以列宁后来决定用新经济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是必要的。但是在危机过后,固然不能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和优化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未来的“十二五”时期,必须注意这一点。

另一点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在保增长方面取得的进展大于在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此,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这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这是正确的。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事实上,在今天,能不能真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考验。我们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按照中央的新部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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