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更要有忧患意识

四、“风险社会”中更要有忧患意识

日本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地震、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灾难和意外不断提醒着我们，风险无处不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风险是依未来的可能性来计算损失。在各种具有风险性的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防，能够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以求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都要进行先期的评估和预警，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避免以危害长远利益获取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因应于风险的忧患意识无疑更是成为关系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风险社会与风险理论也日渐成为显学。德国学者乌尔利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是其中的翘楚。

根据贝克的观点，当代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风险不同于其他社会中的危险。这种风险首先不是主要由“外在的、自然的”因素造成的，而是人为的、内在的，来自人的决策，即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通常而言小部分具有足够能力的专家或者政治领导者就能通过操纵科学决策而造成不同的风险。例如，学者和政治领导者在通过建立核电站获取清洁能源的同时也造成了未来核泄漏之风险的可能。同时，这种风险及其后果具有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的特征。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仅仅涉及个人或单一国家，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威胁。例如，日本东电公司的核电站在地震中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不仅对日本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还通过海洋等自然传播媒介向全球范围内传导和扩散。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无论在传播范围还是在影响程度上都与过去的社会风险具有质的区别。⁽⁶⁾一般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当代全球性风险突出表现为：国际性的政治风险，通常由南北发展不平衡所引发；全球性经济风险，主要表现为由能源短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和金融风险；地球生态和环境风险，主要由人类无限制开发自然、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还是地球生态和环境风险，它们的后果都是我们单个个体或国家难以控制和规避的。同时对于这些社会风险的管理和预防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多重社会风险已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如生态危险等。同时，受我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等国情的影响，现代风险将可能对我国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我国人口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也决定了我国民众对现代风险的防范和抵抗水平相当低。此外，由于我国的社会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的阵痛与现代社会风险将可能共同作用于我国，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我们在风险社会中更要具备对风险的“忧患意识”。

在我国，强调“风险社会”中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突发性社会危机已经屡次对我国造成严重影响。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温州高铁列车追尾事故、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自然或人为危机已经足以向我们证明我国社会风险系数之高。高度的风险系数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将对我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培养和具备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已经刻不容缓。其次，受客观条件限制，我国信息传递的渠道还不完全畅通和透明。在遭遇突发风险危机之后，信息不畅容易引起社会集体恐慌心理。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比危机本身更具有破坏力。故此，我们更需要对潜在的风险危机做好心理准备工作，居安思危。

虽然受到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我国大部分民众可能对现代社会风险认识不足，忧患意识不强，但是，作为政策决策者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必须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潜在社会风险的严重性，具备了相当的忧患意识。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就发生了要“青山”还是要“金山”的讨论。讨论凸显了当地政府发展理念的跨越，也证明了当地政府对现代社会风险的预防。“青山”与“金山”的讨论主要是在贵阳市治理具有贵阳人民饮用水“水缸”之称的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水质和周边环境的过程中提出的。近年来，随着周边地区的开发和工业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废水排入“两湖一库”，使得其水质恶化，水体污染负荷量增加，自净能力减弱。在对“两湖一库”水质和环境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有的基层领导干部顾虑会影响地区的GDP总量，地方政绩难以体现。针对这种想法，贵州省和贵阳市政府提出发展不能竞争GDP，而是要绿色GDP，要有舍得“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的勇气和胆略。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对现有的绿水青山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规避风险的上策。总而言之，为了中国未来合理有效的发展，对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现代风险自身的“决策决定”的特性给有效预防和规避风险提供了一条捷径，即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决策民主化、公开化，使政府治理在决策过程中就开始有效规避风险，谦虚地接受公众的意见，谨慎决策。例如，杭州市政府首开先河，通过网络等新型平台，在政府门户网站上通过视频直播政府常务会议全过程，并实现与公众在线同步互动，从而实现更快更有效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公众全程参与决策过程。市民对杭州市政府在决策民主化、公开化上的大胆尝试表示赞赏，认为通过网络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失控限制，改变了公众参与的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政府决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事实证明，杭州市政府开放式民主决策治理模式能在源头上有效防范由决策带来的社会风险，借此创新，杭州市政府还入围了第五届“地方政府创新奖”。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6)参见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程新英、柴淑芹：《风险社会及现代发展中的风险》，《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