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需要媒体预告

二、“风险社会”需要媒体预告

当代社会信息的空前增多并不意味着有用信息的自动生成，而是信息更加需要把关者、解读者。每当社会一些领域出现巨大变动时候，人们发现自己只是变动的危害后果承受者，此时也看到了媒体预告的缺失。现代社会处于高风险的状态。“风险社会”早已来临，只是近年来随着各类事故频发，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伴随着工业化改变世界的同时，风险就如影随形了。社会学家贝克从“风险”的角度对社会的巨大变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区分了三类风险——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灾难。它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危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以及基因风险。^[4]“风险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人们需要消除这种不确定，那么获取信息就成为必然。媒体要靠记者提供信息，事实上也就是受众依赖记者，那么记者的使命就是不断收集信息、提供参考。再回过头来看，“风险社会”中媒体提供的信息是否不足?如前所述，虽然今天的社会已经被命名为信息社会，但并不等于信息已经充分满足受众需求了。这个世界变动如此难测，诚如社会学家贝克所言：今天的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5]社会结构及人与自然复杂的交互网络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认识和控制，一个细小的环节变动就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社会中可谓时时处处都蕴含着风险。媒体的存在价值就是让人们预知风险，从而规避风险、化解风险，度过危机。在这样的心理期待下，就对记者提出了预告、剖析信息的要求。

记者如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就要如普利策一样，当好船桥上的瞭望者，也就是如雷达一样敏感，时时关注社会的细微变动，并注意联系分析，将事实置于社会发展态势中去考察，看事实会预告什么。当事实发生变动时，还要追踪溯源，使个别事实在大的背景下得以显示不同寻常的问题。如在山西出现的“癌症村”，越来越多的患上癌症的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而死，甚至家破人亡。“癌症村”的病症无一不是附近工厂污染和上游河流携带毒物所致，而这些污染又都是地方纵容污染工厂生产，默许了偷排污染行为的后果。

对于“癌症村”，记者不是没有关注过，多次采访，多家媒体披露，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一是这种单纯信息的传播很快就被其他媒体信息所湮没而不被太多人注意到(当然，此类信息一条条叠加起来集合成重要信息，每条这种信息都为之作出了贡献)。二是信息厚度不够，具有局限性。如《死亡笼罩的“癌症村”》^[6]，记者采访报道山东宁阳肖家店的长长的非正常死亡名单。查访到由于上游建起了众多化工厂，高毒性污水沿着汶河向着下游流淌，直接导致该村土地严重污染，致使庄稼、蔬菜中铅、镉等重金属大大超标；记者还采访了村民的癌症发病、治病等情况。虽然在披露这一个事实方面已经够惊人了，但是只是局限于这一个事实，没有揭示这种问题带来的风险扩散后果，以至于风险也不被深度关注。三是“癌症村”绝大多数位于农村，对处于经济生活主导地位的城市人来说，是那么遥远，“他们与我无关”，因而对此类信息也仅仅是瞬间的同情而已。其实风险已经蕴含在城市污染农村的发展进程中了，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只有污染者知道：一车又一车的垃圾和废弃物运到城郊和偏远乡村，受污染的黑臭之水流进农田、菜地，这里面没有隐藏着风险吗?城市污染农村，可是城市却靠农村生存，衣食所得仍然要取之于农村，风险从何而来?这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似乎谁都没有义务消除这种环境风险，都可以推卸责任。记者怎么在每日的忙碌中去关注这种变化呢?要减少风险，必须及时告知与预防，而预防需要大家为此积极行动，而不是消极地躲避，“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民间俗话也告诫社会要去认真对待日益加剧的城乡污染问题。

由上可知，信息社会记者的任务是及时提供信息，为受众选择和深化信息，使受众得以引导和启发。记者改变信息混乱的现状，就需要致力于消除事实的不确定性，为事实作出准确深刻的剖析，使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而不是主观强加于客观。社会风险的增加使社会对于准确预告信息的要求增强了，记者的任务也指向了发现风险、预告风险和指导社会预防风险的目标。不论怎么强调，记者还是要重视信息发布的及时、深刻、有效，以起到引导舆论、化解困惑和预防要求的作用。因此，致力于为社会“解惑”，成为记者的重要使命，这要通过深度报道这一体裁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