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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勇气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统一

时间:2022-09-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他甚至由于违规操作而几次遭到上级的处分。在改革中敢于突破现有体制的勇气值得称赞,但我们同时还需要辅之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钱惠人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就是一项值得坚持和发扬的制度。1997年,仇和在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中央领导对此作了长篇批示。

四、政治勇气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统一

中国要往哪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推进?科学发展观如何真正落到实处?这些命题的破解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

小岗村“包产到户”,在当时就是很严重的“违规操作”。其实,大凡想在改革中努力做点实事的人,都可能面对“违规操作”这个问题。因为旧有的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新体制建立之前,仍然有其合法性。想要改革,想要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试错”。

当代作家周梅森的小说以反映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人物著称。在他的小说《我主沉浮》(17)中,形象生动地描述赵安邦这样一个省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小说中,赵安邦是一位发展经济的能手,但同时也是一个屡次因违规操作而受到非议的人物。他甚至由于违规操作而几次遭到上级的处分。不过,也正是由于他敢于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使得他所主管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

在改革中敢于突破现有体制的勇气值得称赞,但我们同时还需要辅之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违规操作”是为了探索改革,是为了以一种试错求证的方法来寻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发展中国。我们需要牢记,“违规操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体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违规操作”时更要清廉;其次,尽量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最后,要从突破规则走向建立规则。

改革要求我们勇于突破现有的束缚。但在这种突破的同时,往往一些不应该破除或者可以不破除的规则也遭到了破坏。在改革需要人们尤其是需要领导干部勇敢开拓,也因此赋予领导干部以权力的时候,更要注意到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尤其是要保持自身的清廉。否则,当“违规操作”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那么,一些良好的、必需的规则也往往会遭到轻视,从而使得改革所需要的制度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同样是在周梅森的小说《我主沉浮》中,除了赵安邦外,作者还描述了赵安邦的一位老部下钱惠人。同赵安邦一样,钱惠人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能手,一个在改革中勇于闯关的人物。他在担任某市市长期间,曾经将该市的GDP大幅提升,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挪用公款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并将这家公司变成自己的私人提款机。钱惠人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除了保持自身的清廉外,还需要尽量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虽然某些体制可能的确不适合经济发展,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都得破除。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就是一项值得坚持和发扬的制度。从1978年改革伊始,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我们建立了不少新体制,修改了很多旧体制,这已经使得我国现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了改革的需要。在当前的改革中,许多问题已经不再是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而是如何将新体制落到实处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有法不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改革的一大因素。震惊全国的一些金融类的大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对既定的规章制度不严格遵守,导致腐败分子钻了空子。

突破规则是为了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新体制,以最终从制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有序高效发展。对此,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而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改革中的突破和探索,最终会为新体制的建立打下基础。1997年,仇和在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中央领导对此作了长篇批示。现在,干部任前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用条例》,在全国推广。由此可见,突破只是手段,只有在目的正确的情况下,手段的使用才会有所限制。

实践出真知,实践锻炼人的精神品质,中国人的勇气、智慧、力量,中国人务实、求真、创新的精神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

【注释】

(1)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75页。

(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9页。

(3)《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4)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5)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7)《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8)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9日。

(9)参见汪长根:《苏南农民企业家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10)参见瞿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12)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9日。

(13)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9日。

(14)李予阳:《开放发展与世界共赢》,《经济日报》2012年6月5日。

(15)参见房宁:《反思全球化》,《凤凰大讲堂:精粹版(2001—2005)》,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迎接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试卷”》,《人民日报》2010年1月5日。

(17)参见周梅森:《我主沉浮》,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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