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具有至上的法律地位和强大的法治力量。现行宪法的颁行，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然而，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过往有关方面对宪法解释的功能缺乏必要关注，缺乏宪法解释实践成为我国宪法实施的重大短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种短板效应势必愈发突出。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大多是按照“渐进性试错”的进路推广和铺开的，由于法律规范稳定性与改革“破与立”之间的矛盾，一些改革“试错”实际上与宪法法律存在着紧张甚至冲突关系，由此还产生了“良性违宪”之类的话语叙事。然而，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依法治国成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一些涉及到国家宪制层面的改革，从遵循法治规律和维护实定规范效力层面而言，是应该先依照宪法由有权机关作出宪法解释，明确相关宪法规范的含义，甚至需要修改宪法，然后再部署具体的改革步骤的。“将错就错”或“事后补救”的做法，往往极大地损伤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党中央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同时，明确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改革需求的多样性，都需要在宪法共识下达成改革方案的公约数，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法治技术证成改革的正当性。比如，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如何确定城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具体含义和交易方式；又如，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涉及法院机构设立与职权配置的改革，如何与宪法的规定衔接？等等。这些改革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涉及国家宪制，对于在技术层面并非必须修改宪法的问题，如果能通过宪法解释“先立后破”，那么对于维护国家权力秩序，保障和增进公民权利与自由，安定民心、避免社会思想波动，提升国际形象都大有裨益，在法治意义、政治效果和改革成效等方面也可达致“共赢”。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已不容再将宪法解释权“虚置”，必须认真对待宪法解释，重视和运用宪法解释，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变迁、回应改革需要，推进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表达载体和实现机制。与此相对应，为了将宪法解释的相关程序规范化和法律化，推动宪法解释活动的经常化和法治化，制定一部包含宪法解释原则、主体、事由、提请和审议决定程序、效力与适用规则等内容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也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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