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承担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从银行风险成因理论角度展开的分析

从代表性启发式角度来看，与银行风险成因相关的理论会影响到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决策。所谓经济理论，就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经过一定的逻辑推理，预测到某些经济现象发生的语言假说体系，是对现实客观条件下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理论假设。根据代表性启发式理论，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概率。当人们使用这种启发式策略时，具有代表性或具典型意义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会被高估，而银行风险成因理论作为对银行风险现实情况的高度凝练，毫无疑问符合了代表性启发式的相关特征，因而该理论应该可以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从银行风险成因经典理论来看，银行风险主要由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货币政策失当、信息不对称及金融监管设计缺陷导致。

图2－1　银行风险承担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风险。Keynes（1936）通过预期与不确定性两个概念，分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金融的不稳定性。他指出当经济繁荣时，大部分人会保持乐观投资预期，在经济持续繁荣时，投资预期持续保持乐观，但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人们就会对预期收益心存疑虑，当这种疑虑大规模扩散，就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效率并导致经济衰退。Minsky（1954）在Keynes （1936）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现实经济中存在着“避险筹资、冒险筹资及庞齐筹资”三种金融处境的观点，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投机融资与庞齐融资的比重逐渐加大，乐观的市场预期导致金融市场资产价格上涨，并使得市场投机与泡沫成分不断扩大，引起过度投资，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第二，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因素与银行风险的关系，认为货币因素是导致银行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Friedman＆Schwartz，1963）。其他学者，如Bulmer＆Meltzer（1988），则指出货币存量增速及其易变性对银行风险有巨大影响。在经济平稳运行时，如果中央银行由于错误的估计而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如错误地大幅减少了货币发行量，银行为应对这种突然的货币紧缩而出售资产，进而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及利率上升，从而导致银行面临较为严重的偿付危机，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第三，信息不对称与银行风险。Diamond＆Dybvig（1983）运用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对银行挤兑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挤兑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存款人信心不足。Stiglitz＆Weiss（1981）指出，当宏观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股市与房地产等高风险项目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这些投资者在信贷市场上往往愿意支付最高利率，但当宏观经济由上行转向下行，高风险项目又往往最容易出现严重危机，进而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困境。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其内控制度不完善导致管理者所面临的奖励与处罚力度不对称时，银行管理者也偏好于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项目，因而证明信贷市场上总会存在逆向选择。Minsky （1999）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直接造成银行风险及危机的产生。

第四，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与银行风险。不少文献指出，监管制度设计的缺陷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Merton，1995）。巴塞尔委员会^[2]在　《巴塞尔协议Ⅲ》中指出，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创新的深化加大了银行风险监管的难度，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风险环境，原有巴塞尔新协议中存在着银行资本质量不佳、监管体系亲周期效应未引起足够重视、系统性风险考虑不足、未对杠杆率进行一致监管等问题。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对银行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金融监管设计缺陷与银行风险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从监管当局的监管要点角度展开的分析

根据可得性启发式，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也会影响到银行管理者的风险决策。从可得性启发式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直觉到的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作为银行行为的直接监管者，银行监管部门所关注的监管要点必然受到银行管理者的关注，因此，监管机构的监管要点符合可得性的相关特点。

长期以来，骆驼原则所代表的五个要点都是银行监管机构所关注的要点，而资本与流动性更是当前银行监管机构所关注的焦点。次贷危机后，大量文献对此次危机的机理进行了反思，形成大量成果。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此次危机中呈现的问题发布了大量新协议修改和更新的研究征求稿，如2009年就银行体系稳健性、流动性风险问题的探讨，2010年就反周期资本缓冲、资本监管等方面的探讨。《巴塞尔协议Ⅲ》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了完善，即加强资本框架，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并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引入杠杆率，提出前瞻性拨备、资本留存和反周期超额资本，提出超额资本、应急资本，提出全球流动性标准。综上可见，巴塞尔委员会所关注的核心是银行资本充足及流动性问题，因此，凡是执行　《巴塞尔协议》的国家，其银行管理者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必然会关注银行的强制性资本标准及流动性情况。即使是不执行《巴塞尔协议》的国家，考虑到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监管方面的权威性，其所倡导的　《巴塞尔协议Ⅲ》也很可能成为各国银行管理者在风险决策时的参考。

长期以来，骆驼评级法是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监管当局广泛使用的银行风险评级方法。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和流动性一直都是我国银行监管机构所关注的重点。次贷危机后，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10 月12日就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流动性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意在引入流动性覆盖等指标，2013年10月11日，银监会对外公布称，中国版　《巴塞尔协议Ⅲ》（即2012年7月发布的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顺利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评估。同日，银监会就　《流动性办法》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并初定于201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2014年1 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净稳定资金比例（征求意见稿）》，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修改意见，银监会于2014年1月20日也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　《巴塞尔协议Ⅲ》，其核心内容是分步提高核心一级资本的充足率、资本的总充足率，并加大预防性的资本空间，同时高度关注银行流动性。由此可见，当前巴塞尔委员会最主要关注的是银行的资本及流动性问题，而我国的应对也充分反映了当前监管对银行资本及流动性的关注。

长期以来，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问题研究已经被诸多学者所关注，但对银行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一直不多。Myers＆Rajan （1998）指出，当银行拥有充分的流动性时，银行会更乐意追求风险。次贷危机后，银行流动性问题也逐渐成为金融风险领域文献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学者们开始逐渐关注银行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已有不少文献在分析其他问题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如Viral＆Hassan（2012）在对银行流动性与银行危机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过程中，对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也进行了阐述。其实，从金融危机成因相关理论来看，银行流动性、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都与金融危机成因密切相关。其中，流动性一直是金融危机理论的核心命题。Diamond（1983）就指出流动性波动是金融不稳定的内在基础。次贷危机后，银行流动性问题更受关注，如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提出的　《巴塞尔协议Ⅲ》就将银行流动性标准修正作为其两大核心命题之一。对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而言，在相关理论中，它们都因与信用过度扩张密切相关而与银行流动性一样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其一，从金融体系不稳定角度来看，随着经济持续繁荣，银行管理者的乐观情绪日益增长，对风险的容忍度逐渐增强，进而引起信用过度扩张，当意外冲击出现引发银行流动性危机时，金融危机随之出现（P．Minsky，1954）。我国也有不少文献对银行流动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陆磊（2007）、陈锋（2008）对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成因及危害的研究，易宪容和王国刚（2010）在Fisher（1933）债务—紧缩理论及P．Minsky（1954）“金融不稳定假说”基础上对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银行流动性问题的探讨等。综上可见，当前考察银行流动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理论、实证与现实基础已经具备，因此，本书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银行流动性也纳入银行风险承担问题的分析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