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一、“人文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联合国第一个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即《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第一章一开始就指出:“人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人民在这种环境中能安享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

该报告指出，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过多地关注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模糊了发展的基本目标。国民收入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有用的，但国民收入并不是收入的真正构成，更不是人民的福利本身。人们看重的许多成就并不能从财富的增长中直接看出或表现出来。如:更多地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安定的生活，更好的工作条件，免于犯罪和政治暴力的侵害，享受休闲的时光，在他们的共同体中对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参与等。当然，人民也希望获得较高收入，这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但收入绝对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

这种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和观念，以推动“人的利益”实现的程度作为评判社会安排的标准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判断一个社会优劣不能仅仅以收入和财富之类的东西为标准，因为人们追求这些不是目的，只是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说:“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寻求的利益，只是因为它有用和为了其他事情的缘故。”^[1]他以是否成功地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flouring lives)作为评判政治安排优劣的标准。康德也认为，人是一切活动的真正目的。他说:“对待人，不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待任何别的人，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把人视为目的而决不仅视为手段。”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应当使人能自由地一起生活，而不至于在公众场合感到羞愧。类似的思想在近代一些经济思想经典作家那里也有所反映，包括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等。更近者，如丹尼斯·古雷特。1971年，他就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发展的本质问题，讨论了发展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提出从更广的角度看待发展观。他指出，发展包含三个核心内容，即生存、自尊和自由。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人文发展”思想。

但是世界范围的发展现实对GNP或GDP的过于关注模糊了这一观点，对手段的痴迷取代了对目的的追求。近几十年的严峻的发展现实再一次要求人们转向对经济增长与人文发展的联系的关注，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减少它们在实质方面的被剥夺。甚至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他们的高收入也没能减少一些社会问题的广泛传播，如吸毒、艾滋病、无家可归、暴力、家庭关系的崩溃等。相反，许多经济收入较低的国家，通过扩展人的基本能力反而达到了较高的人文发展水平。

这些发展现实再次提醒人们，财富的生产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必须是人的福利。在进行发展分析和发展计划时，必须把如何实现手段向目的的转换作为主要依据。《人类发展报告》正是着眼于经济增长向人民利益的转换，以及该选择何种政策和措施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要使“人文发展”思想真正对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具有公共道德意义和作用，首先必须从概念内涵上搞清楚“人文发展”的确切含义和对“人文发展”的理解视角。《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从“扩大人的选择”的角度对“人文发展”作了如下界定:

“人文发展”是一个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原则上说，这些可能是不确定的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是，在发展的各个水平上，有三个最基本的选择:人们过上长寿而健康的生活、获得知识和得到体现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这三个方面的最基本的选择分别通过健康水平(以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为衡量指标)、教育程度(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衡量指标)和生活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三大指标来衡量。“人文发展”认为，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选择不能得到，很多别的机会也就得不到。同时指出，“人文发展”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选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创造和生产的机会，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权。

“人文发展”认为，人的选择的扩大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人文发展”关于能力扩大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人的能力的形成(或能力的获得)，如健康的改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二是人们对所获得的能力的运用，用来休闲、生产或积极参与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后者即阿马蒂来·森所说的“可行能力”^[2]。这两者必须都得到重视和很好的平衡，如果只重视一个方面，还不是真正的“人文发展”。

根据报告对“人文发展”这一定义以及对这一定义的进一步说明，可以看出，收入显然只是人们愿意去选择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绝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因此，发展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和扩张，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经济收入虽然重要，但是收入只是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

该报告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一问题。首先，一个社会的福利情况，不是看它创造了多少财富，而要看这个社会如何使用所创造的财富。报告列举出一些收入水平一般、人文发展水平却很高，以及收入水平相当高、人文发展水平却很低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如巴西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020美元，但国民预期寿命却只有65岁，成人识字率也只有78%，婴儿死亡率则高达62‰;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民收入才1610美元，但国民预期寿命却有75岁，成人识字率高达93%，婴儿死亡率是18‰。与巴西相比，哥斯达黎加的人均收入要低得多，但人文发展指标却高得多。其次，一个国家目前的收入并不指向未来发展的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在它的人民的身上付出投资，那么它潜在的收入就会比它现在的水平要高得多，反之则反。众多发达的工业化富裕的国家表现出来的许多人文发展问题都说明，高收入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文进步。再说，收入增长和人文发展之间并不存在自动联结。关键是两者之间的连线如何被创造出来，如何加以强化这条连线。

该报告指出，“人文发展”这一概念既表示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也表示人们获得福利的水平。这也有助于清晰地区分上文提到的“人文发展”的两个方面:即人的能力的形成和人们对所获得的能力的运用。这一视角把“人文发展”和其他的传统发展理论相区别，如把“人文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人力资源发展理论、人类福利理论和人类基本需求理论等相区别。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GNP或GDP的增长，但人类的进步只有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够的，许多发展的不足不是经济发展的不足，而主要则是其他社会方面的原因。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与人力资源发展理论基本上是把人当做手段来看待，而不是作为目的来看待。这些理论只是从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的供应方面来关心人的，只是把人作为完成商品生产的工具来看待。人当然不只是资本品或生产要素，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者，他们还是生产的目的，还是生产的利益受益人。因此，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理论只抓住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人类福利理论更多的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受益人，而不是作为发展的参与者看待，它更注重分配政策，而不是生产结构。而基本需求理论强调人们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特别是那些基本生活用品遭受剥夺的人的基本需求，如食物、饮用水、衣物、住房、医疗等。强调的仍然是这些基本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而不是强调人们的选择。与这些理论相比较，“人文发展”把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相结合，把人的能力的扩展和运用相结合，同时聚焦于选择，聚焦于人们应该拥有什么、应该成为什么、应该做哪些能够确保他们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