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角色的分离错位

2-1.身份与角色的分离错位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地位高低的标志，分为先赋身份和自致身份。前者是先天自足，后者是通过努力而改变的身份。自从因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派生出户籍制度以来，农民的身份就几乎变成了先赋性质，身份的获得取决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职业和居住地，而能改变这种景况的途径又是极为有限的。与身份相对应的是社会角色，它具体包括了适宜身份的规范与行为模式。身处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有着诸多的社会角色，这之中职业是最为重要的角色。某种职业角色的获得，也就标志着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

然而，农民工的角色与身份却是分离错位的。他们离开了乡村，告别了土地，实现了职业角色的重组，但他们的身份却依然是农民。户籍制造就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存在了一条鲜明的难以逾越的体制鸿沟。在这种体制性隔离的背景下，流动的农民工虽然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处于非城非乡、进退维谷的尴尬境遇——生活在城市，“根”却在乡村，留恋城市的生活方式，却难以融入市民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陷入身份认同混乱的境地，使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相背离。有学者对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61.6%，认为“也算是城里人”的占8.7%，还有16.5%的认为自己“既不像农村人也不像城里人”。⁽⁵⁰⁾另一项调查也显示，有40%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2%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有37%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地位。⁽⁵¹⁾从中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依然认同自己是农村居民，而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淡薄。身份是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利、责任和社会预期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身份认同的混乱”，就是指这几个方面的模糊，结果必然是无所适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区的身份则是处于这样一种“混乱”之中。他们既无内化的符合城市社区行为规范的生活信条，又无城市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组织，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亦未将他们纳入其中。⁽⁵²⁾因此，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产生被认为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和重要特征，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角色与身份的这种错位，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处于两个生存体系状态下的相安无事。农民工在频繁的社会流动中，亲身感受到了都市文明的巨大冲击，也在与城市居民的直接交往中目睹了令他们羡慕的生活方式。正因为这种相互比照，使他们在就业、工资、住房、医疗、教育等实实在在的生活待遇中，强化了相对剥夺感，从而使农民工在“边缘化”的生活处境中难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也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甚至出现对立和冲突。其结果则是或引发犯罪行为，以此发泄不平的情绪，或接纳身份不平等的社会事实，以农村人低人一等的潜在逻辑，在忍耐中适应已有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