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教为先的根本是什么？

一、德教为先

中国古代素有“德教为先”的历史传统，其倡导者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思想，既是儒家德教思想的源头，也是儒家德教思想最经典的表述。

德教为先是儒家道德的一块基石。德教为先并不仅仅意味着道德教育为先，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规定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德治”。德教与德治是相通的，德教就是德治，德教为先就是德治为本。德教为先的根据在于德治为本；德教为先的目的在于德治为本。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怎样看待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

儒家的人性论是“德教为先”思想的道德哲学基础，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的、可以塑造的及人性是必须教化、必须塑造的。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表明孔子认为人人都是可教的，而且人的德行的差异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只有这样，德教之可能，德教之为先，才是有意义的命题。

孟子既讲人性本善，也同时强调人仅仅是有仁、义、礼、智“四端”而已，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人要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或者说，人要脱离动物而成为“人”，就必须“有教”，故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更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分野了。一方面是人必须“有教”，另一方面是人可以“有教”，这就是孟子所回答别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必须教”和“可以教”，正是孟子的德教思想的出发点，其显然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发展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

荀子的德教思想与孟子殊途同归。荀子讲人性本恶，力倡“善者伪也”，即人的道德行为皆是后天教化出来的，是“人为”的。人性本恶，善是后天人为的，所以人必须教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又是可以教化的，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持同样的观点，即人皆可以为圣贤，不过荀子说得比孟子还彻底，说走在路上的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他说:“‘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因为任何人都有认识仁义接受教化的素质，都有掌握仁义和收受教化的手段。荀子的这一思想比孟子的要更深刻一些。荀子的这一思想的基础也是两方面的。只不过他不像孟子那样从性善论出发，而是从性恶论出发。

儒家“德教为先”的思想涵盖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体现出广义“德教”的特点。

孔子强调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他还这样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孟子则进一步明确强调“教以人伦”，即所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并很自豪地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同上)“为王者师”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把“为王者师”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报负最可追求的目标。

荀子的德教范围更加宽泛，他认为要“立大学，设库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荀子·大略》)。六礼指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十教指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核心仍然是“明人伦”，与孔子、孟子在德教的基本教义上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