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进化模式与社会发展阶段论：

二、单线进化模式与社会发展阶段论： 以泰勒和摩尔根的研究为例

泰勒（Edward Tylor）是首位在牛津大学出任正式教职的英国专业人类学家。他于1871年出版了《初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在学术层面上对“文化”这一概念作出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定义（参见第四章“文化与发展”有关论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泰勒这部文化进化论代表作问世之时，适值大不列颠帝国在全球实行殖民扩张政策。而泰勒也正是通过与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和政府驻外官员的接触，才获得对非西方社会风土人情的描述性资料。他并不像后来的人类学者那样，通过亲历田野，然后再进行研究和探讨。以19世纪哲学和达尔文学说为立论基础，泰勒将收集到的二手文字材料作为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试图提出一套有关社会进化的理论。他的基本假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社会始终处在不断更新演化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处在简单和复杂的社会形态当中的文化是互为平行的，都有实现进步的可能。为得出相关结论，泰勒利用西方观察家的文字记录，对来自不同社会的文化因素如技术、家庭、经济、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进行比较。

与本章论及的另外两位社会进化论者摩尔根和斯宾塞不同的是，泰勒对于宗教问题不但没有采取回避和鄙夷态度，而且还对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精神生活和信仰方式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初始文化》一书中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认真考证，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他认为宗教发展也依照社会进化的序列，经过万物有灵论（也称泛灵崇拜）、多神崇拜和一神教的演化过程。在初始阶段，泛灵崇拜源自人们对自然现象中精神魂灵成分的认识。泰勒这一认识存在着明显谬误。然而这却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推断：早期人类常常以为人死后魂灵会依附在生前所处环境之中，依附在山石或动植物的身上，而且那些在睡梦或幻觉中出现的魂灵是实实在在的物体，不是虚幻的产物。随着文化的演进，人们开始认识到有些魂灵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成了太阳神、月神、雨神、太空神、地神、动物神、战神和农业神等。多神崇拜也就随即开始。直到最后，一神教逐步代替其他诸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成为唯一的宗教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神教占据当时西方宗教的主导地位，故而泰勒作出这样的假设并不足为奇。而泰勒如能多活100年，亲眼目睹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时代”宗教运动，得到英美社会中上层人士争相追捧的情形，不知道作何感想。因为由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环境孕育出的“新时代宗教”运动，其重要特征就是摈弃以教堂为中心的一神教的组织模式（Heelas，1996）。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新时代宗教的追随者们刻意地从非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如克尔特人的占卜术和美国印第安土著信仰）、萨满教、亚洲神秘主义信仰、风水说以及禅宗冥思等东方文化传统中吸取智慧结晶。而被泰勒认为是最为“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恰恰是新时代宗教体系中基本信条之一。有意思的是，万物有灵论对于那些以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为己任的环保主义者来说，还是一种宝贵的精神源泉。

泰勒以宗教为考察重点而提出的文化演进假说，表达的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要义。“欧洲中心论”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认定西方社会是文明世界中心，非西方社会从文化、种族和社会形态来说，都处在落后愚昧阶段的偏见。在美国奴隶制度和欧洲殖民体系崩溃之前，“欧洲中心论”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人类和种族差异的主流看法。与其他19世纪思想家一样，泰勒认定“原始人”终将经过野蛮人阶段，并成长为像英国绅士和淑女那样体面的文明世界的公民。这是多数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与后来的种族主义者在理念上的重大区别。然而，在泰勒的时代，笃信社会进化论的人们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了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目标，落后和原始的社会一定会需要来自文明社会的援助。即便在20世纪，国际发展组织的头头们也不愿放弃这一信条：穷国只有依靠来自发达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才能摆脱落后受穷的命运（见第三章有关述评）。

19世纪的另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进化论代表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摩尔根的本职工作是银行家和律师，自小就对美国印第安人土著社会有着浓厚兴趣。他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帮助当地印第安人争取和维护他们在保留地的权利，最终被易洛魁部落接受，成为其中一员。摩尔根收集了居住在纽约上州易洛魁语系印第安部落包括风俗和语言习惯在内的丰富调查资料。为摩尔根这一新颖独创的田野研究提供重要信息来源的是一名叫帕克（Parker）的赛讷卡印第安人。他精通易洛魁语和英语，曾在格兰特总统任期内担任政府官员。摩尔根后来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著名的史密索尼安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的资助下，他向遍布全球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有关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学材料，作为他进行文化比较的主要数据来源，成为拓展人类学有关亲族和家庭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与泰勒相比，摩尔根是一位更加多产的社会进化论学者。他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其影响已经超越人类学领域，不但成为运用19世纪进化论考察社会发展的经典之作，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提供了重要佐证。摩尔根在探讨家庭历史沿革的同时，还考察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从古至今在世界各地的变化过程。摩尔根特别在意有关“采集术”（arts of subsistence）的提高对于社会形态演化的作用。采集术一词的提法，对于后来“生产方式”成为人类学研究经济活动的重要概念，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摩尔根认为亲族制度是非西方社会中的主要权力组织。这一观点为后来研究政治文明进程的学者所引用。有意思的是，摩尔根刻意回避了那个使泰勒着迷的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宗教信仰这一涉及精神领域的话题。但同泰勒一样，摩尔根坚信人类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野蛮”与“文明”的等级差别。而私有财产正是“文明”社会与“原始”社群和社会的关键区别所在。摩尔根的成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时提供了民族志素材。同时摩尔根的单线发展阶段论也是苏联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主导范式之一，对1949年后中国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古代社会》得以流传于世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摩尔根提出的充分体现19世纪西方学界发展观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于人类社会从“蒙昧”开始，经过“野蛮”阶段，最终走向“文明”世界这一直线向上和向前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虽然他的发展阶段论不过是理论预设的产物，但事实为当时考察和判别文化和社会差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从表面上看，历史和考古发现带来的似乎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印证了摩尔根和泰勒的某些假说。而旅行日志和其他二手材料所记录的有关异域风土人情乃至“落后愚昧”社会方式，更是当时欧洲人了解自己祖先在未开化阶段日常生活的一条“捷径”。尤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人眼中，处在正从茹毛饮血转向启蒙文明的发展阶段的非西方社会，似乎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或者说是颇具生命力的“活古董”。现在看来，这种假说的可笑程度，已无须我们用科学发现来加以实证。然而我们若对社会进化论在观察方法上的谬误，统统归咎于“欧洲中心论”，也未免有失偏颇。

单线发展阶段论的提出和社会进化分类模式的建立，对于早期文化人类学和相关学科方法论乃至20世纪发展研究，起到了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首先，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为了实现将人类学学科发展成一门文化科学，常常会效仿以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专家，采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术语来描述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分析研究数据。因此早期人类学家亟须一套可靠的分类模式，以帮助他们用科学和客观的态度来比较不同社会类型的异同，辨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通常将西方社会与异域在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差异看成是未开化民族所特有的缺陷。这些所谓的缺陷包括缺少国家政府系统、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有效的宗教组织等。我们不难看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设立者显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社会分类和衡量发展程度的标尺。尽管这种模式的科学价值十分有限，而对于众多西方观察家、政客乃至普通民众来说，这套模式所蕴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从操作层面来看，在19世纪很难再找到比这一社会分类模式更紧凑和简单的社会分类框架。依照这个模式，观察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将以渔猎采集、农耕和工业等生产方式与摩尔根所预想的“蒙昧—野蛮—文明”的社会进化过程一一排序，并“对号入座”。在研究某个特定社会的习俗和信仰时，社会进化论者会依照生产技术程度的高低，来判定这一社会处于何种文化发展阶段。若问太平洋群岛上的斐济人和澳洲土著居民有何差异，社会进化论者会说澳洲土著人仍处于蒙昧的发展时期，而斐济人则已进化到野蛮时代。若想了解现代“文明人”祖先的历史，除了考古挖掘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或者是斐济人。

在社会进化论者的有限视野里，人类文明发端于地中海盆地和亚细亚西南部（含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其承继者是希腊和罗马。他们也认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在历史上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然而，欧洲自古以来所经历的社会变化是其他文明（尤其是那些已衰落的文明）所难以企及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大不列颠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也似乎证明了由于这些非西方文明跟不上先进社会发展的步伐，其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最能体现人类直线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莫过于大力推崇“适者生存”规则，被后人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