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间性到文本间性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共生翻译是建立一种翻译主体间性与客体多元共生平台，使翻译成为传达不同信息、声音，互为认知、质疑、宽容、调整、吸纳、共存、发展的一个沟通与反馈的良性循环过程。在这个语言与文化共生的生态场中，主体与文本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联共生构成了这个生态场的生存律则。近年来，我国译界对这一时期喧声四起的“译者主体”“译者中心”“忠实虚伪”“翻译是再创造”“误读合理”等翻译思潮开始理性地收缩。

从主体间性到文本间性_共生翻译学建构

翻译是译者努力协调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行为，共生翻译是一种积极创造翻译和谐环境，从主体共生、客体共生到伦理规约共生，从语言共生、文化共生到社会多元形态共生，翻译是人类实现自身社会及其与自然、宇宙生态共生的基本纽带。

从共生视角看，原作与译作之间是一种既排斥又互补的共生关系。比如，原作及原作者与译作及译者之间既有排斥性又有互补性，排斥源于文化个性、宗教信仰、人生价值、语言风格、个性禀赋等；互补也源于文化个性、宗教信仰、人生价值、语言风格、个性禀赋等，源于人们对异质、陌生、新奇等渴望了解与认知的愿望。原作及原作者与译作及译者之间既是一种共生关系，又是一种竞争关系。

共生翻译是建立一种翻译主体间性与客体多元共生平台，使翻译成为传达不同信息、声音，互为认知、质疑、宽容、调整、吸纳、共存、发展的一个沟通与反馈的良性循环过程。在这个语言与文化共生的生态场中，主体与文本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联共生构成了这个生态场的生存律则。然而，经过20与21世纪前后之交的几十年，翻译研究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无论是作者、文本还是译者，都遭到了从未有过的观念性颠覆，译者摆脱了沉重的传统枷锁，获得了无限的自由与解放，其身份也从“隐身”走到“现形”，从“蒙蔽”走到“彰显”，从“二流作者”变身为眼下的“译者主体”。传统的翻译观逐步沉寂，而众多新的翻译研究范式开阔了译者的审视视野，给译学带来了多元化、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视角，使翻译研究冲破单一的“原文中心”“作者中心”的狭长隧道，进入广阔的“外层空间”。与传统翻译中关于文本内部的两种语言间单一层面的符号转换的翻译模式相比，这一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的目的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权力话语理论等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政治批评性的翻译研究模式呈现出质的不同。翻译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交流艺术，而成了不同文化间意识形态的对抗，甚至成了话语权力的争夺场，成了政治、政府、政权的工具、影子及话语形式，成了左右译语读者群的阅读倾向、爱好及潮流的“指示器”，成了炙手可热的话语功能调节器。译者的“主体性”被当成翻译中的“权威”与“中心”，即具有多样性的选择权力与决定权力，可以是终结原作的“刽子手”，可以是屠宰原作者的原形话语及意图的“屠宰狂”，可以是移花接木的“盗花贼”，可以是反传统、反异质、反“他性”的“斗士”，可以是“能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伟大创造者”。翻译成了掩盖事实、阻隔异质语言文化的一堵墙，阻挡了译语读者对原作的原色文化的赏读与吸纳，译作成了谄媚译语读者的“糖衣”。译者对原作者、原作的创作权力的争夺，扼杀了译者两千多年来始终执着于“忠实”标准的伦理品格。当译者用“话语权力”去过滤原文语言、文化及社会领域中的品性与特征时，极端的文化自恋主义会把译语读者甚至整个译语社会置于狭隘的审视视野及癫狂心态中，导致自身语言文化的枯萎与陈腐，阻滞人类语言、文化与社会共生的正常代谢。

喧嚣过后是沉寂与深思。近年来，我国译界对这一时期喧声四起的“译者主体”“译者中心”“忠实虚伪”“翻译是再创造”“误读合理”等翻译思潮开始理性地收缩。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信”的翻译伦理被消解、被丢弃，代之以重写、改写与再创造时，译者就不仅违逆了原文的意图，更违逆了翻译实践的基本伦理规则。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已是客观存在，但不必奉为什么“中心”，有了“中心”就必然会忽视“边缘”的存在。原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者之间，既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边缘”；作为相应的创作主体、翻译主体和接受主体，他们是整个翻译过程中互为依存、互联共生的整体，是人类消除时空阻隔、跨越历史、实现文明传播的有效途径。

就译者的任务而言，翻译是架设沟通桥梁，是达到知识与信息共享、语言与文化共生的连接手段。译者首先要具备两种语言的能力，如果说忠实对翻译是态度问题的话，语言能力就是译者的“专业技术”问题。翻译是语言上的技术、文学上的艺术、生活中的感触，是原作者和译者之间内心的共鸣，是译者对原作的审美艺术鉴赏和传播的过程。对译者来说，忠实不仅是一种伦理态度，也是对自身翻译行为的理性约束。有人只把“忠实”看成是翻译的伦理原则，而非实践原则，把忠实当成被供奉的菩萨，对其敬而远之，而在实践中则我行我素。应警惕这种翻译的假卫道士，因为，正如刘宓庆所说，翻译是良知的认证和卫护。翻译是社会需要，是帮助读者认知世界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文化传递的义务和使命。

然而，当翻译的实践性品质被理论化时，忠实就会被当成模式去遵循。就翻译而言，不会有适合任何人、任何时代的原则和标准。翻译是特定历史视角下的相对阐释过程，阐释不意味着张扬作者、译者、读者、出版者、销售商或者什么人的主体性，因为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主体，每个人在身处自身的位置并行使自己的职责与权利时都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主体间性的客观性已逐渐受到理性审视。对翻译的客体来说也一样，原文本、译本、译述、译评等都不必奉为什么“中心”，文本间性也是客观存在。翻译意味着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生态场中同质互助、异质共存。

【注释】

[1]转引自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3页。

[2]De Man，Paul，“Conclusions：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2—113页。

[4]转引自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页。

[5]转引自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页。

[6]萨皮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5页。

[7]斯图尔特·蔡斯：《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8]谢莉·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见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22—323页。

[9]转引自高玉：《论“忠实”作为文学翻译范畴的伦理性》，《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10]同上。

[11]吴克礼：《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杨衍松：《试论翻译的不可逆性》，《外语与翻译》2004年第3期。

[13]韦努蒂：《翻译、共性、乌托邦》，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189页。

[14]张中载：《阅读、误读的神话——诠释学随笔》，《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15]王守仁：《论译者是创造者》，《中国翻译》1992年第3期。

[16]Sperber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86，p.231.

[17]张中载：《阅读、误读的神话——诠释学随笔》，《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18]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

[19]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0]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21]柯平：《释义、归化和回译》，《中国翻译》1993年第1期。

[22]转引自高玉：《论“忠实”作为文学翻译范畴的伦理性》，《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23]同上。

[24]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36页。

[25]韦努蒂：《翻译、共性、乌托邦》，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189页。

[26]Pannwitz，Rudolf.“Krisis der europ－ischen kultur”，Nuremberg：H.Carl，1917.

[27]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2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页。

[29]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pp.15－25.

[30]Sperber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86，p.231.

[31]同上。

[32]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33]茅盾：《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翻译通讯》1983年第1期。

[34]封一涵：《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中国翻译》2005第4期。

[35]由美国耶鲁大学著名解构主义理论批评家哈罗德首倡。

[36]韦努蒂语。转引自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37]韦努蒂语。转引自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38]韦努蒂语。转引自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17页。

[40]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2—113页。

[41]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rendt，Hannah（Ed）.“Illuminations”，New York：Fontana Press，1992，pp.70－82.

[42]韦努蒂语。转引自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43]De Man，Paul.“Conclusions：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73－105.

[44]鲁宾·布劳尔：《论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89页。

[45]洛里·张伯伦：《性别与翻译的种种隐喻》，见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46]转引自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6页。

[47]刘满芸：《忠实再现原著科学传译文化》，《晋东南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48]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

[49]马海甸、施康强编：《梁宗岱文集》（Ⅲ译诗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50]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李流等译，中华书局，1955年。

[5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52]同上。

[53]刘满芸：《在时空中穿行的经典重译》，《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代序第2页。

[55]杨衍松：《试论翻译的不可逆性》，《外语与翻译》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