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已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对二者主辅轻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多有歧义。当前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医学科学与人文成份的实际比重和主辅关系，而是学界和舆论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医人文属性的过分夸大，很多人都热衷于从哲学人文的层面上谈论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人甚至认为中医学以人文属性为主，从根本上颠倒了中医学科学与人文的主辅关系。近年来，在一些人的认识观念里还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似乎只有强调中医学博大精深和文化内涵才永远是正确的，而任何突出中医科技属性、反对将中医神秘化、复杂化的观点和言论则往往被视为异端，视为对中医学的轻视和不敬，这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医学是古人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一门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提炼升华到理论的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等，同时吸纳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借用和吸纳哲学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是为防治疾病服务的，它们起的是工具和符号的作用，是从属的和辅助的。医学科学才是中医学的本质和主流，中医学的真正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具体而实际的诊疗方法，特别是独特真实的临床疗效。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穿越时空，以医学科技的属性定位而融入到我国医学科学和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之中，并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块挖掘不尽的科学宝矿，这才是中医学生存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中医学的方法学和疗效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诊断学、治法学和方药学等科技层面上，中医学每一种理论的提出、每一种方法的建立都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因此，中医学的科学属性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一些从事哲学理论和中医文献研究者从纯哲学人文的角度去认识和阐释中医学，穿凿附会，演绎出种种使中医脱离真实科学轨道的学说和论点，如有人这样论断:“科学化的结果是人妖化，附属于科学体系只能是不伦不类。”有人则认为中医是形而上的，是“道”，竭力淡化中医真实的“术”。其实中医学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只有从实践做起，具备丰富的经验积累和精湛的诊疗技术才会从“医术”升华到“医道”的境界，没有术，何来道?理论家们对中医学的了解系从纸上得来，他们并没有走进中医学的真实世界，他们所知晓和阐释的只不过是空洞的概念和术语而已。
清代医学家周佛海曾断言:“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章太炎先生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的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循，循此钻研，事半功倍”。因为医案是医生诊疗的真实记录，极少人文色彩，所以医案也最具有科学实用价值，临床所见，这些论述确系经验之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真切反映了中医学真实的科学内涵。
杨振宁博士说过:“科学就是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认同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要把二者合在一起。”
对于中医学科学和人文的属性关系，古今医家也都有明确认识与阐述，如对于传统文化代表儒学与中医的关系，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就指出“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在这里是将儒医分开的，明确指出医术才是事关生民之命的核心和关键。
今人王强先生说:“虽然当代医学无论中西均需要吸取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营养，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决定了医学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人文与科学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始终你是你，我是我，这是因其对象的不同层次所决定。如《红楼梦》里有药方，但不是医书;《内经》通篇皆有韵，但不是诗歌。”此言可谓切中肯綮。中医学用哲学，但哲学是工具，中医学含人文，人文是从属。我们决不可主从混淆，本末倒置。
科学不等于真理，但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们要遵循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特别是遵循科学的规律。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中医学的科学本质，摆正中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我们既要肯定优秀的中华文化对中医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医科学的主旋律，应真正从科技层面上去研究和探索中医防病治病的基本规律，认真学习继承古人防病治病的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自身挖掘性和对比性研究，适当淡化其人文色彩，凝练科学主题，充分认识中医学的优势和不足，不断融进现代科学理念，使中医理论更加完善，使中医诊疗更切合实用，从而真正提高中医在疾病防治中的贡献度，以适应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对中医学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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