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魂系绕上医研究生教育

梦魂系绕上医研究生教育

刁承湘

2000年4月28日上午10点，上医大治道楼前。

这是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后的第二天，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全体老师合影留念在这里按下了快门。在他们的背后是悬挂在治道楼左侧的两块铜牌：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发的“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和“上海医科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铜牌。此时此刻，大家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两块铜牌的无限眷念，充满了对上医研究生教育的无限感慨，仿佛眼前又浮现出20多年来上医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幕幕。

摸着石子过河

在这群老师中，陈渭和我算是元老了，我俩是1978年3月双双脱下白大衣来到学校筹备第一年的研究生招生。记得刚到学校一切从零开始，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我们在科研处处长李金钟老师的指导下“摸着石子过河”。7月份刘玲老师调回学校，她成了我们三人组成的研究生科的科长，我们在1号楼底楼的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办公，不分彼此，样样都干。第一年招生，报名人数突破了千名大关，而这一年所有的入学试卷都是由陈渭和我负责刻蜡纸和油印，我俩既是办事员，又是刻字工和油印员。陈渭是油印能手，而我常常搞得两手都是油墨，还印得不清楚，有时陈渭不得不叫我“靠边站”。这一幕是现在用惯电脑、复印机、一体机的年轻老师难以想象的。

试卷印好了，要寄发到全国各地的考点。第一年没有带封条的信封，更没有全国统一的信封，所有的信封都得由我们手写，我们官兵三人几乎写得手发麻，晚上回家拿筷子都觉得不行。最后到装试卷、贴封条、盖密封章的时候了，10平方米的办公室无法“摆开阵容”，刘老师不得不到原老图书馆借了阅览室，李金钟发动全科研处的同志帮忙，唐文华来了，严忠娥来了，毕森序老师也来了……我们经常挑灯夜战，桌子不够用，我们就跪在地上盖图章……苦中有乐，处长李金钟有时会从家里烧来“水孵蛋”，带来蛋糕，犒劳我们，官兵一致，其乐融融。

“十年文化大革命，学校师资断层，我们要从这批考生中抢回一批人才。”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上医副院长冯光同志如是说。

第一年录取了146名，大大超过了招生计划。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上医毕业的老五届，在大西南、大西北的山区、农村、工矿工作了数年以后又回到阔别的母校，异常珍惜这一学习机会。上医的教育史也因这批研究生的到来翻开了新的一页。

研究生入学后，我们面临着一个个新课题：上什么课？如何遴选导师？如何组织开题报告？培养工作要抓哪些环节？如何保证论文的质量？……我们在处长、科长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往前“摸”，先后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真的体会到研究生教育起步时的艰难。

那时，苏德隆、郑思竞、戴自英等解放前从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教授分别担任公共卫生学院、基础医学院和华山医院的领导，并分管研究生工作。他们将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组织实施。我们研究生科的三个人经常到基层去，旁听他们组织开题报告；总结他们组织导师小组的经验向全校推广；到教研室去了解导师指导研究生做实验、写原始记录，等等。我犹如跟着这些老教授做了几年研究生，像海绵吸水一样从他们那里吸收营养。记得第一届硕士生快毕业了，论文该怎么写？答辩如何组织？我们三人有点发愁。这时华山医院的管理干部方老师告诉我们，戴自英教授将召集华山医院的毕业生就如何写论文、答辩的要求等，对学生进行讲解。刘玲老师派我去“接受培训”，任务是尽量将戴教授的话记下来，回学校后向全校的毕业生进行传达。那天，我带好笔记本，在开会教室的后排坐下。不一会儿，戴教授风度翩翩走进教室，并挟带着一本厚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194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等他开始讲话时，我拉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拼命记录。大概一周后的一天下午，刘玲老师召集第一届毕业研究生会议，要我向大家传达。那是在中山医院的梯形教室，我第一次面对学生，而且很多人还是我的同学，我只能是照本宣读，声音颤动，两手发抖，心跳加快……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就这样，我们这些“摸着石子过河”的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个“第一次”，在上医的老专家、教授们的指导下建章立制，上医较早建立了开设课程的要求、培养计划的制定、做开题报告、设立导师小组、统一原始记录规格、预答辩、答辩等制度，使上医的研究生教育从一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的成熟经验，并秉承了上医的优良传统，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李金钟和刘玲老师是陈同生书记那一时代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的务实精神，尊重导师、注重深入基层、关心学生等好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跟随他们踏踏实实走着每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20多年——不断探索前进的20多年，难以忘怀的20多年。

聚全校之力办好研究生院

1985年1月25日，上医校园红旗招展，喜气洋洋，全校关注着一件大喜事——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将于当日下午隆重举行成立大会。这是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的22所研究生院之一。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的张镜如教授指示，成立大会要开得热烈、隆重，成为宣传研究生教育的号角、动员全校办研究生院的号令。根据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的对象，除了上医的师生员工外，还有上医幼儿园的小朋友、建襄小学的小学生代表和上海市重点中学市二中学的学生代表，而且这些“特别代表”都安排在会场的前面几排就座。张院长的寓意是：我们要从幼儿园开始，让他们中的优秀者将来报考上医，进而报考上医的研究生，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要吸收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

研究生院成立后，3月中旬张院长去杭州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22所研究生院院长会议，这时我被借调在卫生部参加第一次的全国博士点基金申报材料整理工作，收到李金钟副院长给我写的一封长信，信中有一重要的信息就是，张院长从杭州开会回校后，在各类大小会议上，向各级领导反复强调“要全校办研究生院”。李院长的高兴心情跃然纸上。

由研究生科一下子升级为研究生院，张院长又提出“全校办研究生院”的口号，上医的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见证了上医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1984年以前，学校培养的研究生是单一的“课程与论文并重”的培养模式。临床医学专家石美鑫、吴肇光等大声疾呼：“照此下去，今后能看病的高明医生没有了。”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既能看病，又会搞科研的医生，成为研究生院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李院长带领我们广泛听取临床专家的意见，借鉴国外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做法，于1986年开始招收第一届临床医学应用型研究生，从招生对象、培养内容与方式、考核办法、论文要求、学位授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全国率先完成课程体系，探索临床能力考核办法。我校关于“临床医学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获得1993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3年我执笔撰写了一篇论文《研究生教育在高等学校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时任校长的汤钊猷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我逐字逐句作了修改，最后以我和姚泰、汤钊猷两位校长共同署名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3年第6期上。汤校长亲自为管理干部修改论文，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管理干部撰写论文的重视，让我第一次领悟到汤校长的文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使我认识到学校领导将研究生教育放在战略高度，并欣然同意在文中署名，这无形中对接任副院长不久的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1994年在上医的历史上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就是学校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5月的某一天，校中心组学习，讨论学校今后的办学目标，对学校提出的“以确保本科生教育质量为基础，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重点，以完善医学成人教育为延伸”三句话在中层干部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更确切的说是一场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会削弱本科生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确保本科生教育质量始终是基础，但对建设一流医科大学来说，必须将研究生教育质量作为重点。校领导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上医对三个不同教育层次进行准确定位，反映了学校领导面向新世纪的战略眼光。最后学校在“211工程”总体论证报告中慎重地写上了这三句话。

1995年1月，研究生院建院10周年，5月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学校首次表彰了30名研究生优秀导师，学生给顾天爵、顾学箕、刘湘云、史玉泉、熊汝成五位“伯乐”献上鲜花，校长亲自给他们颁奖。时任校长兼研究生院第二任院长的姚泰教授进一步提出“全校办研究生教育，全校支持研究生院工作”。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彭裕文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流的医科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在这次庆祝大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医科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在作出这些战略决策以后，学校领导要求研究生院将工作重点放在保证和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上，并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抓博士生培养质量，强调发挥导师的作用，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学校先后召开学科建设总结交流会、博士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研究生德育工作评估表彰会等，并在全国率先试行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制度、试行学分制、实施中期考核分流、成立博士生培养顾问小组、建立研究生德育助理等，推动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打破导师终身制的改革举措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我在研究生院工作了20多年，有幸在石美鑫、张镜如、汤钊猷、姚泰四任校长的领导下，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工作，亲身感受到他们对管理干部的重视和爱护，对研究生教育在学校战略地位的认识，并由此确定学校正确的办学目标和方向，调动全校的办学积极性，狠抓学科点建设和研究生院建设（即两个“基地”建设），狠抓导师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即两支队伍建设）。这无疑是上医研究生教育得以健康发展并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得来不易的“第一”和“唯一”

在上医的治校方略和治学传统中，除了严谨、求实、创新之外，我还感悟到上医的拼搏精神和敢于争第一的品牌意识。记得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党委书记姚泰向大家提出：“你们要记住，你们外出开会代表的是学校，能坐第一排绝不要坐第二排；开会就要发言，让与会者感到你的存在，感到上海医科大学的存在。”乍听起来，似乎很不谦虚，时间久了，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上医研究生教育中的那些“第一”和“唯一”带给我们许多反思。

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上医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数全国第一。在以后的博士点申报中，卫生事业管理是全国同类学科中的第一个博士点，神经生物学是全国医学院校中该学科第一个博士点。

第一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上医入选数列全国医科第一。1989年11月22日，国家教委下达高等学校医学重点学科名单，上海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等13个博士点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占全国医科重点学科总数（53个）的24．5%，列全国医学院校之首。其中中西医结合基础是全国中西医结合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在这次申请时，陈秉衡副校长晚上来看望加班的我们，并亲自修改我们所写的每个学科的推荐意见，至今记忆犹新。

研究生院接受国家评估，上海医科大学推荐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得分获全国第一。1995年，国家对全国正在试办的33所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院进行全面评估，上海医科大学推荐的5篇优秀博士论文得分列33所研究生院之首。

与复旦大学合并前，上海医科大学入选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与北京医科大学并列全国医科第一。1999年起，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该项工作列入国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上医与复旦大学合并前的两届评选中，上医有3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与北京医科大学并列全国医科第一。

自1981年至2000年上医与复旦合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共4次换届，上医石美鑫、陈中伟、顾玉东教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是医学院校中唯一四届都有委员的高校。

1993年3月，上医研究生院获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1995年度，上医研究生院获上海市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先进集体”二等奖。这两个集体奖是全市唯一的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获奖单位。冯嘉元教授等“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获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全国博士生马列主义理论课唯一的获奖项目。

……

这些“第一”、“唯一”来之不易，亦非偶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医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历史积淀，反映了上医历来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反映了上医在研究生教育学界的学术地位，反映了上医人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上医的办学条件并不优越，但学校领导将本科生教育看成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视为强校之路。对于国家或上海市组织的学科点评定、重点学科申报、合格评估、优秀论文推荐等工作，学校和研究生院历来重视平时的踏实工作，从不做表面文章，“严谨求实”的作风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始终，这使我铭记心头，受益终生。

人生充满了选择，往往一次选择就改变了人生。高中阶段我因患肺结核而休学，从而选择了学医，踏进了上医校门，放弃了报考复旦新闻系的念头。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我服从需要回到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后还继续发挥余热，完成了《医学研究生教育实践论》、《研究生德育论》两本专著的编写，这是上医研究生院和各级领导在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结晶的总结。这一选择，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30年时光献给了母校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没有能做医生。但当我看到现在上海医学院的各级领导、各学科的带头人或学术骨干，都是毕业的研究生挑大梁时，当海外学生在母亲节、教师节等节日给我打电话问候时，我觉得我无怨无悔，我梦魂系绕着母校的研究生教育，直至永远！

在上医学习、工作了40多年，是上医给了我知识，给了我能力，给了我智慧，给了我精神，使我与上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医这片土地上，留下我成长的经历，留下我青春的记录，留下我耕耘的足迹；在这里，有许多教育和指导我成长的老师，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还有更多值得我们传承的精神！

作者刁承湘，研究员。196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学生党总支书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