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的选择与改造

2.外来文化的选择与改造

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方的列岛之国，“根据近来非常发达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有关海流的调查和日本神话传说等，可以设想，早在远古时代，日本同朝鲜之间，不但显然有了航路，往来相当频繁，而且中国的文化也远远经由这些航路传到了日本”^[13]。

图24　卜　骨

烧灼兽骨或龟甲，根据所产生的裂纹形状判断吉凶。骨卜始自弥生时代前期，甲卜流行于骨坟时代后期。正如《三国志》中所载：“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只不过所有兽骨与中国有所不同——主要是鹿的肩胛骨。（［2-1］，22）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日本民众，均承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外来文化对日本的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然无论是作为在近代以前对其影响最大之文化母体的中国学者，还是来自兹后新影响源的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方面面所存在之影响的同时，大都会像前面业已谈到的那样充分肯定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反而是在日本人中间，在其言谈话语或学术著作中，却能见到似乎并不注重自身文化特点，着力强调外来文化作用的现象。例如《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的作者便是站在“渡来人史观”^[14]的立场论说日本文明体系的形成，以为“凡是正视历史事实的人，无疑都会承认渡来人史观的正确”^[15]。该书作者对于“渡来人移居日本的四次高潮”大致是这样叙述的：

第一次：前300年～后300年间，从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族，大都是50户左右群居在一起，每个聚落的人口大约有250人。据考，这种250人左右的聚落，东日本有960个，西日本有80个左右。因此当时日本列岛的总人口大约有26万人。20世纪末，日本人口为1.24亿。对比而言，当时日本列岛近乎无人岛，并非信口开河的夸张。

第二次：4～5世纪间，大量朝鲜人迁徙来到当时日本列岛上的河内王朝。其实这些渡来人把这种移民看作是移居自己国家的分国而已。这些携带新技术而来的渡来人，称作“今来才伎”。

第三次：6世纪后半叶～7世纪中叶，主要成员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和新罗分别于607年和608年向隋朝求援，要求隋朝出兵高句丽，614年隋朝对高句丽的干涉失败。不少百济和新罗人出逃日本列岛。这些人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后来成了稍晚时候的飞鸟文化的骨干力量。

第四次：7世纪中叶～8世纪初，主要来自朝鲜半岛。660年唐新（罗）联军消灭了百济，百济逃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后来开创出白凤文化^[16]。663年白村江之战后，来自朝鲜半岛的大规模移民始告一段落。

据称，奈良时代（8世纪）日本的总人口约600万至700万人。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小山修三博士认为，当时绳纹人直系子孙与渡来人的比例为1:9.6。而东京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研室的埴原和郎教授则认为其比例是1:4.6。

作者还引用了两位韩国学者有关语音学研究的结果，以证明渡来人的文化影响：“李宁熙认为，《万叶集》中的诗歌都可以用古代韩国语（吏读^[17]）朗读”；“朴炳植认为，用‘音韵变化法则’可以证明日语的祖先是古代朝鲜语”^[18]。

然而这种极力强调外来人种在文明成长过程中作用的观点，即便确属“正视历史”，但在情感上恐怕也不易被日本人普遍接受。客观地讲，既然承认务实、弱于抽象思维等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就不能忽略这些性格特点在造就了其虚心好学之一面的同时，也规定了其在吸收外来知识时的选择性；再者，即便是外来人种，在环境改变和世代使用日语后，其思维方式也会发生某种改变^[19]。正因如此，始终是在引进吸收不同时代最新中国医学成就基础上形成的“汉方”，才会不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品，也才成为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学问——探究其如何选择、改造、创新。而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传播中的落差问题”。

“后进性”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特点之一。所谓“后进性”，是指某一事情、制度，或某一种思想、学说，往往会晚于其原发生地点一段时间在日本出现。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日本民族具有积极学习先进的传统与性格。在不同历史时期，或通过移民、遣使、迎请、留学等以人为知识载体的方式；或借助宗教传播、商贸往来的渠道，使得日本可以直接获得代表传播源地最新的文化。同时，这又决定了日本文化与其他先进民族文明成长过程的不同之点——没有独立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医学领域而言，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医家所热衷学习与使用的，都是代表着当时最新医学水准的知识。

由于当代的医学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科学观”潜移默化的普遍影响，因而在研究与论说中，难免会有以现代科学标准为规矩准绳的表现。明显者，谓之“成就派”——专事发现古人有哪些符合科学的观点与成就；进而以其为时之早，来盛赞其“伟大”。而更多潜在、不易被察觉的表现，则是抓住某一针对阴阳、五行、运气等无法被当代科学所“实证”的古代理论的批评言论，或某一符合科学的治疗方法，甚至仅仅是简单的经验疗法，便大言时代特征，全然不顾其在当时社会中究属少数、个例，还是普遍现象。例如，日本近世确有一些医家猛烈抨击宋明医学充斥虚幻性内容，甚至全面否定脏腑、经络、脉诊等中医基础理论，但以此言说流派之兴则可，谓整个医界如此则谬。又如对于日本医家爱用的“腹诊”方法，言其属于独立创新并不为过，但以为其纯属依据临床实证则未必符合实际。细读本书中有关腹诊形成与发展的论说，不难看出最早分别创立这种诊法的几位医家，并非像日本医学史家所说的那样——是手技娴熟的按摩师、针灸师，而是将宋代以来走俏的“太极—元气—阴阳”体系化理论运用到“腹”上，才构建起腹诊的理论基础与实际诊断方法（详见本书第廿二章）。

而当西方文明传入之后，一种全新的“实学”以其独有的魅力引领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卞崇道《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一文，首先引用了明治革新思想家津田真道所言：“所有学问大别之有两种，高谈空洞理论的虚无寂灭，五行性理，或良知良能等说的，是虚学；根据实象，专论实理，如近代西洋的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的是实学。这种实学如能普遍流传国内，明达各种道理，就可以说是真正文明”；以及福泽谕吉《劝学篇》所言：“我们应该把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际学问”，然后评价说：“从虚学到实学的革命，首先是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它使人们摆脱了封建的道德教义的束缚，树立了崭新的学问观，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只有依靠科学的力量才能实现现代化。摈弃虚学，发展实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包括武士在内的人们纷纷投身于工商业，从事实业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殖产兴业’，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因此说，日本科技发展史，也就是日本积极引进东西方文化、并善于与自己固有的文化结合、消化、发展的历史。”^[20]

然而，实际上只有当西方科学传入后，才可以说“所谓实学，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此之前，儒教也好，中国医学也罢，都是当时的实学——有用之学。因而留学僧人目睹了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灿烂、军事强大的盛况”，“归国后，大都不再从事佛教研究，而是传播儒学的政治思想，介绍隋唐的政治制度，大力推动政治改革，以使日本也能建成强盛国家”^[21]。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学，正像日本当代著名学者源了圆所说：“在实学思想的展开中可以看到作为实学受提倡的东西，被他人或其后的时代否定为虚学、伪学，而新的实学又受到提倡。”^[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