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外科简史

（一）西方野战外科简史

尽管古代战争中也有原始的战伤救治，但都是些很零散的经验。公元1～2世纪，正值罗马帝国的繁荣时期，这时已开始建立军队医院，收治战伤伤员。当时已应用一些麻醉性制剂（如将海绵体浸泡在鸦片等汁液中，取出后在阳光下晒干，使用时将海绵再浸泡于温水中，取出后将其置于患者鼻孔处，直至入睡）进行外科手术。公元5～15世纪，对战伤伤口采取清洁措施以免化脓；对骨折采用吊兜绷带和重力滑车牵引，这在创伤骨折治疗上是一大进步。16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外科医师巴雷（Ambroise Pare，1510～1590）为代表的战伤救治工作才为现代野战外科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在1536～1545年间，巴雷曾多次参加军队战伤医疗工作。当时对火器伤伤口不易愈合的原因，一部分认为是铅中毒或火药中毒，主张用烙铁烧灼伤口。他摒弃了这种错误做法，采用了伤口包扎、切开、缝合等方法，使疗效大为提高；在截肢术中，他首先结扎血管以防止出血。他还创造了许多手术方法，如“8”字缝合线修补唇裂、用缚线处理肠瘘、开展绞窄性疝切开术、气管切开术等，在整形外科方面还创用了许多器械（如冠状锯骨器）和假肢，并著有《创伤治疗法》、《外科两卷》等。为了感谢他对野战外科学的杰出贡献，现在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外科会议中专门设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国际战伤外科论坛（Ambroise Par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urgery Forum）。

1591年，法国出版了第1部《火器伤救治规程》，提出了军队中组织救护队的意见。1597年的战争中，法军已有了机动和固定的两类战地医院。

18世纪中，法国外科学家Desault提出了火器伤的清创术，主张将伤口切开扩大，清除伤道中的异物和坏死组织，充分引流，不做初期缝合，这与现代火器伤的治疗原则几乎完全相同。以后不久，他的学生Larry在拿破仑时代参加过多次战争，他特别注意了伤员的卫生条件和伙食状况，注意了伤员救治的组织工作，在军队中建立担架队和救护队，采用所谓“快速救护车”（flying ambulance）运送伤员，使卫生运输工作和后送性治疗得到了改进。

在英国，被认为是近代外科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的John Hunter（1728～1793）对创伤和战伤的研究有过重要贡献。他曾多次参加战伤救治工作，最后任英军军医总监，其主要著作有《论血液、炎症和枪弹伤》（a treatise on the blood，inflammation and gunshot wound）。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收藏在英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成为著名的亨特博物馆（Hunter Museum）的重要藏品。

同一时期中，另一位有影响的军医John Pringle爵士，他在1742～1758年间任英军军医署长，是现代军事医学的奠基人和“红十字”思想的创始人。在1743年英法Dettingen战役中，他建议，作战时双方医院均应作为伤员的安全庇护所，敌方不得侵犯。这一主张被法方接受。虽然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却为1864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中在战伤救治方面，俄国军医Н.Пирого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伤员救治中，他不仅注意战伤局部的治疗，而且还能用整体的观念对待创伤，重视伤员的全身反应。同时，还十分关注战伤救治中的组织工作，把伤员分类作为一种组织手段，强调早期只做一般处理和救命手术，不应浪费时间去做弹片摘除，则与现今“损伤控制外科”（damage control surgery）的理念正相吻合。当时还应用了乙醚麻醉和石膏绷带固定。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出现了专门的战伤护理。这以前，护理工作是由医师和没有受过护理训练的军事人员负责。南丁格尔（Florence Hightingale，1820～1910）强调了护理的重要作用。由于她的多方努力，建立了专门的护理队伍，并沿袭至今。她已被公认为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常出现阵地战，因而伤员气性坏疽发生率很高。起初将伤口坏死组织切除后做初期缝合，但很快就发现，缝合的伤口都已化脓。据此，1917年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外科会议上决定，对战伤（指火器伤）要进行清创，做延期缝合，受伤到清创的时间在8h以内者方可做初期缝合。

战争期间，已有野战机动救护车和汽车运送伤员，开始采用血浆输注。

从阵地战出现以后，确立了医疗与后送相结合的战伤救治原则，并提出了至今仍沿用的“阶梯治疗”或称“分级救治”（echelon）。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总结出的战伤救治经验，已为现代野战外科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继续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结出的治疗原则外，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例如，结肠火器伤时只做转位结肠造口而不做切除后吻合；冷冻的全血已可运送至前方医疗单位，并能大量供应；空运伤员已较为普遍。

二战后，先后又发生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军在总结这些战争的战伤救治经验时，强调以下几点：①单兵防护：头盔、防弹背心可显著降低战地死亡率。②医疗救治前伸：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组建了随军战地外科小组（forward surgical teams，FSTs），紧随部队，靠近战场，可在60min内搭建一所小型流动医院，接受约30名伤员，进行急救和损伤控制性外科手术，从而提高了战伤救治水平。③快速后送：一些较严重的伤员，战地外科小组不能进行有效治疗时，经初步处理后，要尽快后送。美军越战期间，伤员送至美国本土需45d，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伤员从战场送至本土平均为8d，后期缩短为4d，最快者从受伤现场至Walter Reed医院的手术台，相隔仅36h，由此挽救了一批本来无生还可能的伤员。④早期复苏：推荐用7.5%高渗盐液＋6%右旋糖酐（HSD），起初用250ml HSD，10～15min内缓慢输入，病情不稳定者，再给第2个250ml HSD，以后治疗顺利时再给予等渗晶体类液体。

（二）我国野战外科简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初期就十分重视战伤救治工作，不断扩展救治机构，编写专著和教材，培训人才，总结救治经验，提高战伤救治技术水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委总卫生部于1931年编发了《创伤疗法》一书。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大夫撰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专著。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战伤救治技术条例和各种战伤医疗文件，总结了在战伤救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促进了战伤外科学的发展。建国以后，逐步建立和完善野战外科的学科体系，先后建立了野战外科研究所，各级创伤外科中心和有关学术组织，广泛开展现代战伤基础理论、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战救器材的研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开展了国际、国内和军内的学术交流，编写出版了一批专著和专业参考书。1958年，在认真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特别是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战伤救治经验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我国第1部《野战外科学》；1966年编著出版了《野战外科技术手册》；1981年又总结吸收了当时边境冲突作战战伤救治的新理论和新经验，重新编著出版了《野战外科学》；1998年编著出版了约180万字的《现代战伤外科学》；之后，又先后出版了规范性技术资料《战伤救治手册》及《高原战创伤：基础与临床》和《海战落水伤员早期救治》，这些都标志着我军野战外科学学科建设和救治水平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