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中的人的价值

这是一个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的时代。作为价值哲学的应用分支，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正是在现代生物医学中，人的价值连同人文精神全面失落的背景下，显示了其理论和实用价值的。明智的医学家和人文学家清醒地意识到，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商业化的蔓延，不仅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的价值，而且会对人性化及人的价值产生潜在的威胁。于是，在空前发展的现代生物医学阵营里，像著名肿瘤专家范·伦塞勒·波特（Van Rensselaer Potter）这样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举起了医学人文精神的大旗，告诫现代医学的追随者们：医学必须坚守人文主义的信仰，坚持人的价值原则。

0.2.1　人的价值：医学伦理学的核心

历史总是在与人类开玩笑。医学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理当提高人类生存的价值，然而生物科学技术的提高除了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外，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端的困惑。就像科学昌盛的现代文明给予人们更大的物质享受之外，还使人类失去了些什么，甚至人类自身。西方医学伦理学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基于现代医学对人与人性的全面的侵犯的背景下，医学人文精神面对医疗现实反思的产物。在西方一些国家，参与对现代医学的伦理学抨击的不仅仅是一些伦理学、哲学家们，其中也包括一些医学家，甚或知名的医学专家们。提出“生命伦理学”的波特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肿瘤学家，还曾因为医学研究多次获奖。西方一些著名医学期刊经常发表著名医学专家有关医学的社会、伦理、哲学方面的文章，最新版的著名的《西氏内科学》就把“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作为总序言，在洋洋4万字的序言中全面论述了作为一个好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品质、医患关系、医学的艺术、临床伦理学等方面。这不能不引起我国医学界的感慨、思考和借鉴。可以想象，当把临床医学精神性、伦理、文化的要素去掉，临床医学难免不成为人体疾病的修理铺或人体器官的加工厂。

医疗实践有着多元价值，其中不外乎科学、经济、伦理等价值。但是其中道德价值应该是医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价值。如果动摇了这一价值基础，那么医学就可能成为人们探索未知、满足好奇心的手段，如有人曾别出心裁地搞所谓的人猿杂交研究；抑或成为商业化社会追逐利润的手段，如为了经济利益，超范围使用高技术仪器检查等。当代医学面临的道德困惑是多样的，但总体上说还是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临床伦理学的核心是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权利。现代生物医学所面对的伦理学难题，也无不是人的价值的难题，如安乐死是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问题；残废新生儿的处置是人的生命质量与价值的问题；人体实验是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协调问题；各种生物医学技术的使用无不是人的价值与各种价值冲突的问题。

生物医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探讨生物医学科学发展中的人的价值问题。对医学实践中人的价值的思考便是医学人文精神的着眼点。支撑医学中人的价值的基石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当然，人道主义并不能代表医学人文精神的全部内容，单纯依赖人道的思想也无法化解现代医学所面临的道德困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应该是对医学实践中人的价值关注、关心和担心的一种思想境界，其中包括多元的思想和理论。义务论、功利主义可以是；弗洛伊德思想、存在主义可以是；理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同样也可以是。但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是最基本的。总之，对医学中人的价值的关心，本身就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或许，我们缺少的仍旧是这种关心。

0.2.2　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

（1）科学主义与现代医学迷信

现代生物医学另一个危险倾向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技术至上”，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科学迷信。科学主义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更是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该思潮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几乎是无限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必然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利益；相信科学除了能解决所有的科学问题外，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科学主义对科学本身的崇拜在情感取向上具有宗教般的迷信与盲从，把科学颂扬到全知全能的地位。R. G. Owen认为科学主义实际上等于一种现代版本的偶像崇拜，并称之为“科学偶像崇拜”（scientolatry）。科学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消极影响是全方位的。西方学者目前正在思考可能出现的医疗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医学目的的讨论。而其背景恰恰是对医学中科学主义消极影响的反思。医学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忙于一场对疾病的战争，然而，却发生了战胜疾病和维护人的健康的矛盾；医生忙于研究疾病，治疗疾病，却离奇般地忘记了病人。科学主义至上的医学潜移默化地异化了医学根本的目的。

（2）医学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似乎并不缺乏对医学道德的重视。传统的中国医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人文医学。如今的医疗卫生部门对道德建设也可谓尽心尽力。从形式上看，从政府到具体的医疗机构都在不遗余力地抓医学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然而，我们缺乏深层次对医学中人的价值与道德的关注，缺乏植根于医学之中的人文精神。从医学教育到医学科学研究与实践的领域均可以看到一种技术至上的信念的影响，人文精神这些无形的东西少有人注意。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医学事业的建设还没有真正把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一块重要的基石。也许等到我们的医学专业书籍、杂志同样认真地关心医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时；我们的医学教育把以病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建立起来时；我们的医务人员对医学中人的价值的思考是处于自觉的行为时，那么，才能够说我们已经认识到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或科学，它还需要一些精神性的东西。

国内对伦理学的重视稍后于西方医学界，起初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是将医学伦理学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职业道德教育的一个方面，并作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从现实性上讲，我国医学伦理学面临的“热点”困惑，如“红包”、“回扣”、“服务态度”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困惑，而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困惑。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夹杂着各色的人们十分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价值观念向人们涌来时，人们的道德观念连同道德伦理的理论体系一下子变得弱不经风。谁都清楚，中国面对的医学道德难题并非逻辑、伦理定律、道德推理意义上的难题。当一个医生开出方时，想到的是药物回扣、检查的提成，那么别说他的医疗行为可能违背医学道德准则，就是连医学科学规则都可能置脑后不顾。当人的健康价值被经济价值取而代之，医学将往何去的前途还能够再联想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