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的历史和意义

14.1.1　优生思想的历史考察

优生学（eugenics）这一术语的使用是19世纪末的事情，然而优生的思想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极度鄙视父女、母子、舅甥女、叔侄女间的婚配，习惯上也不允许同胞兄弟姐妹间通婚。这可以说是我国原始“优生”意识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把这一优生策略描述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汉朝文献中有“有女不稼消渴病”的记载。这说明了我们祖先不但对近亲婚配的危害有所了解，而且对于遗传病患者不宜结婚生育的道理也有所认识。在国外，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思想家也曾主张对婚姻应加以控制，以期生育优秀的后代，并提出应将低能及残废的儿童处死。柏拉图在他所写的《共和国》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国家负有对民族选优、淘劣的责任，男女婚配不加以约束，会使人类衰退。”因而提出“优秀男女结婚，身有残疾者杀”的主张。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颁布法规禁止表亲结婚，违者犯罪，科以重刑。古代犹太人的法典中也规定了多种亲属关系的男女不能结婚。上述这些史料表明了人类在古时候就已有了防止劣质婴儿的出生和提高家庭及部族人口质量的原始“优生”概念。

19世纪后半叶，生命科学有了划时代的成就，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达尔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生物在与环境进行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淘”，从而使生物得以进化和发展。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生物学家高尔顿在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启发下，在古代优生思想的基础上，于1883年在他所撰写的《对人类才能的调查研究》一书中首次创用了“优生学”一词。他给优生学下的定义是：在社会控制下，全面研究那些能够改善损害后代在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种族素质的多种动因。在高尔顿的倡导和推动下，优生学很快在各国传播。1905年由德国、奥地利、瑞典、瑞士等国有关研究人员建立了国际性优生组织——国际民族卫生学会。1910年美国在纽约冷泉港建立了优生学纪录馆。1912年在英国伦敦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优生会议，成立了国际永久优生委员会。这一时期，优生的措施主要是社会性措施。例如禁止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患者结婚，或强制绝育和流产等。

从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细胞遗传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发展，使优生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划时代的新突破。1964年，里斯和塞尔等人用羊水胎儿脱落细胞预测胎儿性别，对胎儿患性连锁遗传病的可能性进行估计，为保胎或人工流产提供依据。1965年克林格和斯蒂尔用羊水胎儿脱落细胞培养，进一步对胎儿的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这为后人用此方法进行产前诊断提供了可能性。随着生化遗传学的发展，通过酶分析法可以检测出胎儿的代谢性遗传病。随着医用物理学的发展，超声波、胎儿镜先后用于宫内诊断，提高了对无脑儿、脑积水等各种先天畸形胎儿的检出率。这些促使了优生学从预防性优生学向演进性优生学的领域迈进。优生的目标不仅可以通过社会措施在社会群体水平上实现，还可以应用遗传学和医学的措施在每对夫妇个体生育水平上实现。这使得优生学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高尔顿当年给优生学所下的定义。现代优生学是运用遗传学的原理，借助社会措施、医学手段来改善人类遗传素质的一门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学科。它的宗旨是将遗传学规律运用于人类生育，从而保证和提高整个人类的人口素质。

14.1.2　优生学的历史悲剧

高尔顿在1883年创立了优生学至今仅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短短的100多年的历史中，优生学则曾经演出过一台历史性的悲剧。20世纪初正当出现了国际性的优生运动时，年轻的优生学就在这时走上了厄运，以致后来几乎被扼杀。优生学原本是一门造福于人类后代，重在提高人口质量的科学。但是由于高尔顿及其他一些优生学者，过分地强调了智能的遗传性，宣扬民族优劣，把阶级差别、阶层差别与遗传混为一谈，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了可乘之机，以致被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所利用。高尔顿对人类智能与遗传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调查了某些“优秀家族”、“昌盛家族”。在研究“优秀家族”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了血统论的歧途。他认为“高贵”的家族具有健康、聪明、美丽、高尚的遗传因子，而“卑贱”的家族遗传下来的则是愚昧、病残、低能和犯罪，这些错误的观点给科学的优生学夹杂了一些非科学和伪科学的成分。这些伪科学的成分迎合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的口吻，被种族主义者无限制的放大，成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推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理论依据。希特勒叫嚷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应主宰世界，占领生存空间。他打着优生的幌子，宣扬种族主义思想，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塞尔维亚人。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遥相呼应自称“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是“三等国民”，“大和民族应成为整个亚洲的主宰者”。美国的“三K”党，把白人说成是“优秀民族”，对黑人任意屠杀。一些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以及其他一些秘密或公开的大屠杀政策都利用了优生之名，这给优生学抹上了种族主义的色彩，使优生学、优生运动和优生政策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误解和严重的灾难。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的国家对待优生学持批判的态度，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并将其打入“冷宫”。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逐渐认清了种族主义者的谬论，清除了优生学中“鱼目混珠”的伪科学成分，使优生学从“冷宫”中逐步地摆脱出来，重见光明。

我国直到1979年10月，以长沙召开的人类与医学遗传学学术会议为标志，被视为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被视为生命科学禁区的优生学才得以复苏。目前，我国的优生工作发展很快，优生咨询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各地形成了婚前检查、产前诊断、选择性人工流产和出生缺陷监测网络的优生系统，优生工作蓬勃发展。值得提醒的是：我们在大力发展优生工作时，要警惕防止历史上优生悲剧的重演。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伦理学的指导和法律的监督。离开伦理学指导的优生学将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优生学。

14.1.3　优生学的伦理挑战

优生学是运用遗传学的原理来改善人群的遗传素质的科学。它包括预防性优生学和演进性优生学。前者是防止劣质人口出生，后者是促进优质人口出生。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是对人的生命质量进行主动控制的具体措施。其伦理价值是肯定的。然而，优生学所涉及的不是单纯的遗传学问题和单纯的医学问题，它还伴随着十分复杂和敏感的伦理问题。

预防性优生学又称消极优生学（negative eugenics）。它主要致力于如何防止患有遗传病、先天缺陷等不良个体的出生，从而降低人类群体中不良基因的频率。其主要措施有婚前检查、避免近亲结婚、选择最佳生育年龄和最佳受孕时机受孕、优生咨询、孕期保健、产前诊断、选择性人工流产以及优生立法等。各种措施实施所面临的种种伦理问题集中围绕生育权利、出生权利以及生命的本体论地位而展开。

演进性优生或称积极优生学（positive eugenics）。它着重研究如何促进体力和智力优秀的个体繁衍，从而提高人类群体中良好基因的频率，期望达到人类由更多的优秀个体组成。积极优生学目前采用或今后有可能实施的途径有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基因工程等。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原本是解决不育症的生育问题，现扩展到运用于优生。积极优生学所出现的大量伦理难题主要围绕胚胎地位、人类的特性、人伦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