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牢实，严谨治学

郭老之父治安先生继承祖久公医术，精研内外方脉、《内经》《难经》、仲景之书，每起沉疴于危急之际，名噪一方。终因诊务太忙，积劳早逝，时年仅四十有二，弟子廖济安尽得其传。济安先生是师之舅父，精医理，擅临床，治“暴证”尤过其师，门庭若市，又品德高尚，凡求其诊者，一视同仁，遇赤贫者则送诊施药，称得上是一位医术与仁术紧密结合的典范，方圆百里，有口皆碑。老师在孩提之时以及入学攻读之余，两位“安先生”就教以诵读祖传之《伤寒歌括》《温病百言》《药性六字经》以及陈修园《医学三字经》等书，耳濡目染，心灵中已树立矢志岐黄之愿。

济安先生为报郭老父亲治安先生授业之恩，精心培育其甥，坚信“基深建高墙、临证知真谛”的治学之道，嘱老师先去上私塾攻读《论语》《中庸》《诗经》等1年余，以提高对古籍的阅读能力，然后才教以《内》、《难》、仲景及后世诸家医学之理。同时，紧密结合临证所见的典型病例，引经据典地讲解其理法方药的要点，对疑难病例则指明其疑难之处，再遇同类病例则要弟子先辨证开方，指出其是与不是，说明为什么。如此“手把手”的教习，为老师未来的医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中医临床基础，亦养成其数十年从医生涯中一贯重实践、讲疗效的风格。

老师天资聪颖，颇有悟性，侍诊2年有余，对济安先生的许多独到见解与经验继承无遗。如其用大剂柴胡白虎汤治高热证，认为本病多系三阳合病，重在少阳阳明，也有高热证属寒温合邪所致者，当寒温并治，柴胡白虎与银翘大板（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合用；用半夏泻心汤加味治吐泻证，认为吐泻多寒热夹杂；用大剂生脉散加茵陈治夏日暴厥虚脱脉微之证，认为此类证候在蜀地多夹湿郁，加茵陈通利更利于气机升降和大气回转；用养阴清肺汤和自配吹口丹治愈很多流行一时的白喉病，指出白喉本质为阴虚，切忌辛温发散，若误用之则生变证。如此等等，他承袭而沿用至今，历历不爽。尝得济安先生“郭氏医术后继有人”之赞。

他年未弱冠，从师卒业，悬壶乡里，小有名气，但他并不满足，而是立志深造。1953年，老师考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进修一年，虽学习内容全是西医，却大大拓宽了知识领域，认识到对人体生命活动、疾病诊治等还存在着另一套学理甚精的理论体系。这次学习使他萌生了探讨中西医学之间的联系、差异与实质的想法。结业后郭老仍回乡行医，医事日益精进，调入县城关医院任内科医生兼医院主任。白天看病，晚上看书，广泛阅读。深感学海无涯，自己对西医尚属初识，而中医典籍的概念深邃，哲理性强，结论多，论证少，要探讨中西医的异同与实质，非尽量掌握现代自然科学与方法论的认识手段和思维方法不可。于是他继续谋求深造，1956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又受到众多四川中医界名老前辈的教诲，1960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一边工作，一边修完本科6年制全部课程，获得该校首届毕业生文凭。

此后，老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与日俱增，除中西医学外，他还是文史哲和方法论的爱好者。他认为知识都是有联系的，认为“学术上广博而不精深者有之；精深而不广博者，未之闻也”。所以，古今典籍、名著、期刊，无不广泛阅读。他每读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都要将其中的重要事实、独到见解、名言名喻摘录在册。师常说：“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他的一大堆笔记和上万张卡片，就是“读书破万卷”而成。他在临床上白天应诊，晚上必翻阅中西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疑难，对典型的或有体会的病案，必作翔实的搜集整理。如此日积月累，从中有所发现时才动笔著述。

老师治学严谨，不图虚名，论文、著述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朴实，富有新意与启迪，常获读者好评。其治学严谨还表现在时间观念上，认为“遵守时间就是科学”，几十年来，不论学习、开会、上班、讲课、完成各项工作或书稿任务等，从不误时。他精医善文，思维活跃，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常能捕捉到事物之萌芽，领悟出言外之旨意，观察到医学发展之趋势，及时著文探讨，时人为之瞩目，故其而立之年，就已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