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勒索之下的周旋

南洋公学正式开办后，常年经费由招商局、电报局捐给总款规元10万两，其中招商局6万，电报局4万，从1897年春季开始按季拨解，银款暂存盛宣怀主管华盛纺织厂，按照长年6厘生息。因初办时上院未开，每年约可结存银五六万两，较为宽裕，结余款被用于建造房屋、置备仪器等。尽管轮船、电报两局时有延宕拨款的情事发生，然两局统辖权操于盛宣怀一人之手，迫于盛宣怀的压力，原定拨解经费均能如数拨付，使得办学规划大致得以实施，保证了南洋公学前期的顺利发展。

然而，经费稳定的背后也潜伏着难以预测的危机。1899年6月，清政府为削弱日益坐大的地方督抚权力，整顿日益枯竭的国家财政，派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为钦差大臣，南下南京、上海等地，查办地方官府、厘卡关税、洋务企业等财税漏弊，以缴国库充海军军费，实际上是一次中央政府以强权勒索地方、企业的行为。总部设在上海、盈利颇丰的轮船、电报两局被列为重要的勒索对象，刚毅遵旨饬令盛宣怀彻查两局历年收支底册，“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着酌定成数，提充公用。毋任承办各员稍有侵蚀，以杜积弊，而裕饷需。”（注：盛宣怀：《咨顾肇熙、郑官应文》（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八日，1899年7月15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4页。）

其时，两局虽效益良善，年有盈余，但除去归还官款、扣除商利、余款入股、历年报效等项后，并无现银可以提用。盛宣怀与两局商董反复商议，应允按年酌提盈余二成以尽报效。但作为顽固守旧朝臣代表的刚毅以“若无定数，户部碍难拨用”为由，坚持必须明确每年充公数额；同时建议盛宣怀停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将所余局捐经费10余万两移归国库，以代缴款。（注：［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关于刚毅为勒索饷款而裁节办学经费之事，1899年10月8日《苏报》曾有载述：“刚中堂之南来也，竭力筹措裁节学堂局所浮费，勒令海关及各优差，定每年报效之数，铢镏搜索，外人齿冷。”）由此，盛宣怀因南洋公学及北洋大学堂遭遇重大考验。若停办经营数载初具规模的两所学堂，勒索款项即可解决，但造就新式人才的规划便会付诸东流；若不停办，必须劝服两局商董、股商另捐输至少10万两。然而，加捐会使两局经营受损，且两局众商董、股商早已对盛宣怀频繁动用盈余款项甚为不满，对各种以报效为名、行勒索之实的行为更是难以承受。当时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直率地函告郑观应说：

捐助北南洋大小学堂，每年七万数千元，虽系善举，股东决无吝色，然绝不商量不通一声，众商之口虽畏势不敢言，试问众商之心洽乎否乎？年年获利虽有盈余，不统筹全局，逐渐精益求精推广加线，而舍此来云彼，喜新忌旧，将电局之余利，入铁政银行股份，亦绝不商量不通知一声，准诸商理然乎否乎？（注：经元善：《致郑观应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1899年6月10日），《盛宣怀年谱长编》，第645页。）

稍后，反对盛宣怀继续捐办学堂的言论也公开登载《苏报》，指责盛宣怀捐办学堂“非真欲为国育才也，亦非真知学堂之益而后有是举也，推其意不过谓轮电两局利权尽在我掌握，外人必有从而议其后者，故聊创学堂，为塞责之地”；又称盛宣怀捐款办学实属不自量力的分外之事，“助天子育才，则宰相之职，以言乎分则不足，而公忠体国，视力所能为，则京卿此举亦未必人议其僭。”（注：《读盛京卿复陈轮船、电报两局情形折》，《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1899年10月2日）。）措辞严厉的指责显然是要求盛宣怀放弃继续捐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

面对来自内外、上下的种种压力与非议，盛宣怀并未退缩，以停拨捐款关停学堂了事，而是力排众议，知难而进。

首先，他竭力向刚毅陈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学校不应停办的道理，其理由，上海英文报刊《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当时就作了披露：

中国若要摆脱洋人的支配，只有通过技术教育才能实现。如果学生们学会了洋人的技术，那么洋人的佣金就能省掉。培养自己的电学家、工程师和造船家要比继续依赖洋人好得多。中国应当培养它自己的工程师和造船家。中国将不再雇佣洋人，这不就是你们自己的愿望吗？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这种自己的学校。（注：《北华捷报》1899年12月18日，第1211页。转引自［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虽然盛宣怀申诉的重点在于技术教育，而南、北两学堂的育才宗旨和意义远不止此。但是对于刚毅来说，能够听进去的仅此而已。

其次，盛宣怀反复与轮、电两局商董、股东商议，以“国计商情必宜兼顾”，再行劝谕、说服两局股商，自1899年起，每年除继续捐助两学堂外，另报效实银10万两，其中招商局6万两，电报局4万两。刚毅在归缴国库银款有所保障的情况下，接受了盛宣怀的建议，放弃停办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的主张。

在这场局捐经费危机中，考验着盛宣怀、部分朝臣和捐款单位各色人等对于捐款新学的态度与意识。在化解政府勒索银款险致南洋公学停办的沟通协调中，盛宣怀对于利用局捐创设新式学堂的理念再次得到考验，更加坚定了兴学育才的信念，并非是随风而动的沽名钓誉者，此亦印证福开森所言“在当时先生（指盛宣怀）深知教育之重要，并非出于偶然之动机”。（注：福开森：《在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会上的致辞》，《交大三日刊》1936年4月11日。）以刚毅为代表的部分朝臣，对于新式学堂不甚看重，为了筹饷，竟勒令已开办经年小有成就的学堂停办。至于轮船、电报局的商董、股商们，实际上多数并不情愿捐办学堂，他们认为育才是国家应办之事，只是迫于盛宣怀个人权势而“畏势不敢言”。盛宣怀握有招商局、电报局大权，执意主张拨出两局盈余款项兴学育才，使得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维持不辍。然而，这种以个人权势为基础的经费供给关系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