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保障者

办学经费是学堂正常运转、各项校务得以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稳定充裕的经费来源对学堂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各类学堂的创议者与主管者，盛宣怀每开创一所学堂，首先便筹定经费来源。因其经管洋务实业而握有财源，且办理学堂多与发展实业紧密相关，所办技术实业学堂经费皆由洋务实业自行支出，后来又突破实业与教育之间不均衡发展的局限，以报效国家兴学育才为宗旨，利用轮船、电报两局盈余款项，兴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新式普通教育。这里将专门讨论盛宣怀对于既定经费来源的督管，使其按期如数拨付到位。因为经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充满着变数，如果不能如数按期拨付，学堂运转便得不到稳定保障，那么对于经费保障的规定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清末民国时期，国贫民弱，因经费不能实现稳定供给而致新式学堂举步维艰，旋开旋闭者比比皆是。如20世纪初，“沪上多慷慨慕义之士，仍岁以来，建学舍奖成后进者，尤踵相错也。然或志雄而赀不继，或藉众擎以举事，其卒也以横议败之。”（注：刘树屏：《澄衷学堂落成记》（1901），上海澄衷中学校长办公室、校友会编：《澄衷校史资料》（2010）第1卷，第18页。）

揆诸盛宣怀所办学堂发展史实，其中技术实业性学堂基本能够从相应实业部门获得稳定经费，关键是盛宣怀最重要的教育事业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办学经费供给存有诸多隐患。一则款项巨大，依照盛宣怀奏准数额，招商局每年捐助北洋大学堂规银2万两、南洋公学规银6万两；电报局捐助北洋大学堂银洋2万元、南洋公学银洋4万元，均须按季分拨到堂；二则两局每年经营状况难料，盈亏不一；三则更主要的是两局管理层、股商并不情愿捐助办学。在实际执行中，招商、电报两局因各种原因时常拖延拨付，使得两学堂经费一时支绌。比如，1896年钟天纬向盛宣怀汇报说：

（北洋）头、二等学堂经费，招商总局应捐本年夏、秋两季规银一万两，业经三次咨催；头、二等学堂经费，电报沪局应捐本年夏、秋两季英洋一万元，业经三次咨催。（注：钟天纬：《致盛宣怀函》（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44577-4。）

拖欠南洋公学经费现象也时有发生。1899年6月，公学总理何嗣焜函告盛宣怀，称两局常年捐款解至1898年冬季为止，本年春夏两季尚未拨解，而公学存款将罄，呈请催令两局刻日拨解。（注：何嗣焜：《致盛宣怀》（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日，1896年6月10日），盛档：045031。）至1901年8月时，两局拖延公学经费达半年之久，致使公学用款紧张。

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与轮船、电报两局之间并非隶属关系，学堂照章催款对于两局不具约束力，它们之间的协调全凭盛宣怀个人的作用，他既是两所学堂的督办，也是两局的督办，是实现两局按期如数拨款的监管者，也是学堂经费正常供应的保障者。对于两局拖延拨解，盛宣怀以该款系业经奏定的要款，不能任意延宕，严辞催令两局及时补解。1901年8月，盛宣怀札饬两局负责人，措辞严厉地说：

南洋公学岁需经费曾经奏定，由招商、电报两局每年认捐银十万两，行令该局按季清解，历经遵办在案。兹查招商局仅解至本年春季，电报局仅解至上年冬季，现在南洋公学试办附属小学并添设特班，度支日增，出洋各生游学经费，尤须随时应付，在在需款，待用孔殷。此系额外支要款，岂能任意宕延，所有招商局本年夏季，电报局本年春夏两季，各该捐款亟应别行催迅速拨解，以济要需。电局杨道于此等要款，春季尚不起解，更属不顾大局。除分行外，合亟专札严催遵照，迅将本年夏季应捐南洋公学经费规元一万五千两，内除扣沙田价款二千两外，实应找解银一万三千两，限三日内如数备齐，呈解来辕，以凭转发济用，万勿稍延。（注：盛宣怀：《札铁路总公司收支处文》（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1901年8月13日），盛档：073404-9。）

轮船、电报两局迫于盛宣怀的压力，于当年8月份拨付应解全部办学费用，以后均能按期拨给。如此，在盛宣怀大力督管下，轮船、电报两局原定捐助两学堂款多能如数拨付，即使1900年北洋大学堂停办后，既定拨款也被盛宣怀如数改拨用于留学及南洋公学扩建之用。从1895年北洋大学堂开办，到1904年底南洋公学基本结束，两局历年实际捐助两学堂经费如表3-1所示。

表3-1　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捐助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经费表（1895—1904）

注1：本年北洋大学堂因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两局原拨经费暂解存南洋公学，用作北洋大学堂学生出洋经费。

注2：自本年起，两局原解北洋大学堂经费改拨南洋公学，作为创办商务学堂经费。注3：自本年起，因轮、电两局改归北洋管理，捐助经费骤减，仅各捐规银/洋银2万两/元，用作出国留学生经费。

资料来源：盛宣怀《愚斋存稿》第3卷，第11-19页“电报商局收支各款简明清单（1882—1898）”，该清单记载1897年捐助南洋公学洋银53333.33元，然南洋公学该年实收银洋4万元；《招商局历年报效金额》（1908），盛档：049453-2；《南洋公学收支总册》（1897—1903），西交档：2278。

由上表可知，轮、电两局捐助北洋大学堂的款项，除1895年电报局略少应解额数外，其余年份均能如数拨付。捐助、改拨南洋公学经费，1903年之前亦能如数解付，此后两年因两局改制而锐减。除轮、电两局捐款为最主要经费来源外，盛宣怀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势，为两学堂开拓多种筹资渠道，补充办学经费，使经费来源多元化。北洋大学堂初办时，他身任天津海关道，遂禀准由津海关新收开平煤税“每年约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米麦进口税数千两用作办学经费，合轮、电两局捐款，总计每年常费银5.2万两左右。（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上海译书局光绪戊戌年（1898）版，第25页。）次年盛宣怀离职南下，此款项实际拨解与否未能查证。办理南洋公学时，盛宣怀于1897年、1901年两次购置沙田共2700亩，作为公学恒产，以取租金而补学资，又指定自己主管下的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认定公学部分留学生的留学经费。

在盛宣怀竭力维持下，两学堂尤其是南洋公学经费较同期其他学堂来源稳定，数额较宽裕。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时，清廷以该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着户部筹拨大学堂及译书局常年用款共京平银20.0630万两。（注：《户部筹拨京师大学堂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奏折》（光绪二十四六月，1898年7月），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常年经费虽仅及京师大学堂的1/4强、1/2，然相比其他新式学堂仍显得绰绰有余。据相关校史记载，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至1911年间，办学经费共计67万余两，年均1.48万余两；（注：沈岩：《船政学堂》，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设立时，由善后局提供经费银7000—8000两；（注：钟天纬：《上盛宣怀禀》（光绪十八年十二年十七日，1893年2月3日），《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401页。）上海圣约翰大学1894—1904年共支出经费约28.40万元，年均2.58万元；（注：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前身）1896年开办时，常年经费银9700余两，尚称宽裕；（注：《四川大学史稿》编委会：《四川大学史稿》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897年开设时，奏定常年经费5000余两；（注：王玉芝、罗卫东主编：《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山西大学堂1902年至1908年共支出银50万两（含开办费），年均7.14万两；（注：山西大学校史编委会：《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页。）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1902年开办当年，由江宁藩司拨库银1万两，以后每年拨库银4万两。（注：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可见，戊戌前后兴办的各地新式学堂，除京师大学堂外，常年经费多在1—4万元之内，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相形见绌。

稳定充裕的办学经费，为北洋、南洋两学堂能够顺利实施办学规划，继而建成当时闻名朝野的新式学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从而成为近代绅商创设办理新学卓有成效的典范。近代学者刘树屏评点20世纪初年间所设新学时认为：“惟南洋公学堂，规制宏廓，卓然为十八行省之冠”，其原因在于“藉名卿巨儒提倡于上，船电两局挹注于下，则乃非一手一足之烈之所能成事也”。（注：刘树屏：《澄衷学堂落成记》（1901），上海澄衷中学校长办公室、校友会编：《澄衷校史资料》（2010）第1卷，第18页。）

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盛宣怀所办学堂经费的来源与实现尤其依赖其个人因素，是他体认到新式教育的价值，并协调突破了实业与教育的矛盾关系，利用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双重优势，使新式学堂获得稳定的经费。然而，此种完全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供款关系同时也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因个人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1896年离津南下后，盛宣怀对北洋大学堂仍可通过掌控人事、经费等大权来实施控制，然终因鞭长莫及，影响逐年减弱。1903年盛宣怀失去轮、电两局控制权后，南洋公学因基本经费停拨而改属商部。因此，盛宣怀政治、经济地位变更对其兴办的教育影响甚大，也透露出近代绅商参与新式教育发展能否持久始终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