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在学科研究中的地位

2.1　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在学科研究中的地位

“档案制成材料是记载并反映档案内容的物质材料。”^[2]承载档案文献内容和信息的物质材料具有多样性。在古代，中国发明了龟甲、兽骨、金石、缣帛、竹简、木牍，西方创造了羊皮、纸莎草、棕榈叶、白桦皮等。造纸术发明以后，就有了以纸张制作的档案文献，最终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近现代又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载体，如图纸、照片、胶片、胶带、金属、光盘等。反映档案文献内容的记录材料，古代有墨、印泥等，近现代有墨水、油墨、复写纸、圆珠笔、铅笔、印台油以及感光材料、磁性材料等。当然，塑料唱片等档案文献制成材料的载体和记录材料并不能严格地区分开来，两者是合为一体的。

正是因为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差异，也使得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如果离开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及其研究便成了无水之源、无的之矢，从这个意义上看，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及其研究的基点。

基点是指“中心”、“重点”、“基础”。^[3]自从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建立以来，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基点的研究目前仅有只鳞片爪，没有完整的专门著述，却可以让我们追寻本学科研究基点探讨的历史足迹。

从文献回溯上看，我国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探讨以1961年出版的《档案保管技术学》为嚆矢。此后，随着多次再版、修订，该教材的内容和体系日臻完善，并逐渐达成了共识：“档案保护技术学，就是根据档案制成材料的损坏原因，研究保管档案的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4]1991年，冯乐耘、李鸿健与全国7所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师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档案保护技术学文科教材，提出了“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变化规律和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的学科”。^[5]由于档案文献制成材料和保护技术方法被并列为本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笔者将这种学科基点理论归纳为“两点论”。10年后出版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中，郭莉珠沿袭了“两点论”，并以此建构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学科体系。^[6]“两点论”一直引导着我国的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研究，被公认为是学科传统的基点理论，对于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研究的作用不容忽视：它率先规范了本学科研究的基点，建立了学科基本理论，增强了学科理论建设，引领着学科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在整个学科构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研究高潮的迭起，本学科研究基点这一理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崭新的观点。

刘家真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文献保护学研究的基点，提出了“矛盾论”：“文献保护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在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矛盾，如‘变质与保存’，‘保护与使用’等。”^[7]这一观点首次突破了传统的理论，燃起了学科基点理论探讨的火把。本世纪初，罗茂斌发扬了这一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档案保护技术学是以“档案价值的长期性和永久性与档案制成材料寿命的有限性这一特殊矛盾为研究对象的”。^[8]

此外，还有“技术论”。现代档案文献保护技术学“研究现代化材料（感光材料、磁性材料等）的保护技术方法”^[9]。这突出了本学科的技术特征，反映了档案文献保护学界对技术层面的重视。

还有一种理论可以称为“制成材料主体论”。“档案制成材料损毁规律的研究是学科的基石。”^[10]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金波提出，档案保护技术学“主要以研究档案的物质材料为依据，并通过研究物质材料的特性和损毁规律进一步研究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以延长档案的寿命”。^[11]这是对“两点论”的改进，既继承了“两点论”，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其中的重点，体现了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反思，也表明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重要地位。为了强调信息记录材料的多样性、作为档案文献记录的必然性及其带来的保护方面的问题，笔者将“档案材料主体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信息记录材料”的观点。^[12]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点从“两点论”到“一点论”，再将“一点论”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延伸到信息记录材料，将具有广阔外延的信息记录材料和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联系在一起，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只是信息记录材料在档案文献工作领域中的应用，从这种意义上看，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是狭义范围内的信息记录材料，而信息记录材料则是广义范围内的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强调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主要是针对过去的、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文化事业机构的信息记录材料，目的在于保护；而强调信息记录材料，则更加侧重于未来的、必将走进各种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文献制成材料，目的在于前端控制。

总之，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然而，不论哪种观点，档案文献制成材料在档案文献保护工作及其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吴宝康认为，档案保护技术学“是以档案制成材料为研究对象的”^[13]。郭莉珠也认为，“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的原因，就可以掌握它的损坏规律。这是研究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根据”。^[14]这些论述都反映了认识和研究档案制成材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档案文献制成材料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实践所证实。档案文献制成材料不同，其损毁规律不同，阻止其损毁所用的技术方法就存在差异。在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和档案文献保护技术方法之间，前者是依据和基础，是重中之重。显然，没有档案文献制成材料，便没有保护技术而言——即使存在某种技术，也只是一种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先有档案文献制成材料，后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或者说，保护技术只是施加于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之上的技术。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之间，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强调档案文献制成材料的重要作用，以档案文献制成材料为重点，并不是否定“两点论”。事实上，两点之中有重点。笔者强调的是，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浪潮中，信息记录方式带给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事业机构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研究带来的影响。清楚地认识这种变化，研究这种变化，已经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