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留学为“求药”,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清末留学教育始终
中国近代留学思想发轫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之长技”,首先肯定了西方的技术比我们先进,并值得我们学习,即将技术和科学看作是超民族、超国界的,反映出科学技术世界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近代国人走出国门,师法西洋的理论依据。而“制夷”,方为“师夷”的最终目的,它体现出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和情感心理上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留学思想与实践便是在这种科技世界主义与政治爱国主义、情感心理民族主义的多层面的背景条件下展开的,所以近代留学教育的开始就与挽救中国内忧外患的颓运密切相关。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留欧教育,侧重于“西艺”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36]。留学重在将“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37];“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138],以致最终达到实现“自强”“求富”的总目标。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挑战,留美、留欧学生多怀着对祖国的赤诚,远离故国,以期“求药”。留学生们挥泪告别故国,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企盼他日竞业归国报效:“故乡吾负汝,岁岁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别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139]尽管清廷曾担心容闳带队赴美留学的幼童“适异忘本”,成为“洋鬼”,而事实上,这批幼童多勤奋学习,不仅掌握了新技术,也改变了个别美国人轻视中国的观念,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朴德(Noah Porter)等上书清政府总理衙门,称赞首批赴美留学生: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140]
1881年7月2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在首批幼童返国前夕,以《中国人在美国》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并认为“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141]。一位留美幼童的回忆中言及:
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再横越三千里的美国大陆,他们远赴异国去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142]
有人评价留美幼童:
他们给中国官场输进了新血,除少数例外,他们大多数在政府中服务,身体力行,勇于任事,这与过去暮气沉沉的官僚迥然不同。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崭露头角,乃至飞黄腾达,绝大多数,在中国现代化蜕变中,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143]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及其他》文中亦曾称赞留美学生:“美洲游学界,大率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144]
在甲午海战后乃至1911年赴日的留学生中,为故国积贫积弱而感到羞辱的心里常常有一种负强化的作用,激发出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以留学为“求药”,作为“救吾国唯一之方针”[145],以挽救国家“垂危之病”。留日学生陈天华曾说:“他们远涉重洋,全把做官的念头丢了,只想把同胞救出苦海。”广大留日学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呼唤新知识、新文化,图他日为国家振兴奋然效力:
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仪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146]。
他们坚信:“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147]大批留日学生在国外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迪下,以高昂的热情,编辑发行各种书刊,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在1898年至1911年,留日学生所创达65种之多的杂志刊物中,多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宣传政治革命,诸刊“以不言革命为耻”[148],并且矛头多指向清政府。为调动反封建政府的情绪,又多以“反满”为号召,且文字多通俗易懂,形式不拘一格,带有极强的鼓动性。如由田桐、柳亚子为主要编辑人的《复报》第五期刊载章太炎所撰《逐满歌》:
莫打鼓,莫打鼓,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鞑子老猢狲。他的老祖努尔哈,带领兵丁到我家,后来篡逆称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
留日的革命派打出“反满”的旗号,是为了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借以推翻清朝贵族所把持的封建专制政权。留日学生还奋笔疾书,系统地阐述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们编写出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其中影响最大的小册子为四川留日学生邹容的《革命军》和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邹容在《革命军》第一章绪论中高呼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149]
他主张“反满”,推翻专制主义政体: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150]
《革命军》一文,打着反满复汉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该书在留学生中广为传播,成为激励青年志士起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理论武器。陈天华则发出反抗帝国主义的呐喊: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151]
这些文化精英紧握如椽之笔,以横扫千军之势,威震中华。他们的呐喊振聋发聩,成为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及新文化运动中反帝运动斗争的先声。
1910年朱庭祺在《留美学生年报》中,曾阐述留日学生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新欤旧欤?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之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其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
正是有日本留学生的宣传舆论,如同警世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大地,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就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他分析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具体地说则是华侨出钱,留日学生搞舆论宣传,会党出力。甚至会党中也多为留日学生,孙中山先生说:
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名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152]
毛泽东在评论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也指出:
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153]
1992年8月11日,在首都纪念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一百二十周年的集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对一百二十年的留学教育史概括出这样一条主线:“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救亡,振兴中华。”[154]
二、留学乃“过渡舟楫”,留学活动成为连接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中国近代留学活动是在进入19世纪后,中国原有的文化隔离被打破,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展开的。1909年,中国出现了“庚款兴学”,借助庚子赔款于1910年7月通过考试赴美留学的胡适在1914年第三季《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非留学篇》曾言及:
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楫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155]
而若打破这新旧两种文明之“相隔”,要沟通这“汪洋大海”的两岸,就需要舟楫、篙师与舵工,为此,胡适认为:“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留学生的天职在于做好“篙师”“舵工”,
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而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156]
历代留学生正是充当了“篙师、舵工”的作用,他们采撷“神药金丹”,力争载宝扬帆归来之时,将海外的“甘露”遍洒神州,西洋的“灵芝”遍栽中国,促进东西新旧两种文化的融合。
其一,留学生把西方技艺带回中国,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近代化。首批留美及赴欧留学生的留学方向重在“技艺”。如赴美学生学习“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者,“造诣有得,足供任使”。首批赴美留学的大都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学科,有电学、医学、采矿、五金、土木工程、铁路建筑等。留美学生詹天佑回国后,于1904年受命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且使全部工程费用只占英国工程师估算的2/7,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留美学生成为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的奠基者,使得报务业“传递紧要军报、昕夕从公,密速无误”;其中为我国第一条正式陆路电报线(津沪线)的兴建,第二条电报干线(苏浙闽粤线)及以后的宁汉线、桂滇线等电报线路的建成作出贡献。其中周万鹏、朱宝奎、黄开甲、唐元湛等成绩斐然。周万鹏在邮传部技监任内辑录《万国电报通例》一书,经清政府批准在国内推广,使我国电报通信事业标准化;留美学生王寿昌、罗国瑞在中国铁路的管理中作出贡献。
留欧学习造船业的魏翰等刻苦钻研,反复试验,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著名科学家徐建寅曾称赞平远等船式精良,轮机灵巧,钢甲坚密,炮位严整,“该学生等损益泰西新法,其聪明才力亦已殚竭无遗矣”[157]。其后又制造的镜清、寰泰两艘巡洋舰,“其制法之精密,船机之稳快,又远过于开济”。实地验看的英国海军军官“无不盛称美备”[158]。他们还监造了镜清、寰泰等多艘舰船。留欧学生成绩赫然,“大铁舰之铁甲及轮机大件亦可自制,无庸购于外洋”。他们为中国的造船业作出了贡献,“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
1909年以后利用庚子赔款再度兴起赴美留学的热潮,莘莘学子多以“科学救国”为宗旨,把留学与经济建设、科学研究结合为一体。1910年《留美学生年报》指出:“中国今日为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159]留学美国的,“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160]。其中涌现出许多著称于世的科学家,如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专家竺可桢、建筑大师梁思成等。竺可桢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161]
其二,留学生把西方军事科学带回中国,为加强国防建设、反侵略战争及辛亥革命作出贡献。在洋务派组织的首次赴美及1877年的赴欧留学活动中,其重“技艺”之学,也包含着重视西方军事技术的学习,即从西方所谓的“坚船利炮”学起。李鸿章在采纳容闳建议遣派幼童赴美时即言及:西学中“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162]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主张选派学子赴欧美学习的动因很大成分在于学习西方技艺,增强军事实力。在1876年,李鸿章奏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武学院学习“水陆军械技艺”的奏折中言:“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为表里。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163]主张派员前往学习,以“师彼长技,助我军谋”[164]。而1877年以后,四批赴欧洲学习驾驶、造船的,更是以“防海上之害而收其利”,以究其“练兵制胜之理”[165]为目的。首批留美、留欧学生远涉重洋学得西方军事技艺,为中国近代军事海防事业作出贡献。首批留美学生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邝泳钟等在中法马尾海战中以身殉国;宋文翔、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捐躯。他们的业绩被永远载入爱国者的史册。“这批‘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166]。留欧学生多任北洋水师管带。在中日甲午黄海之战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间的战斗中,给予日舰一定打击,显示了其近代化海战的技术能力。留欧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捐躯,显示了新型知识人才的高风亮节。甲午海战后,以萨镇冰、叶祖珪为首的留欧学生,又负起了重建海军的重任。民国成立后,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等留欧学生,曾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及海军总司令之职,为中国的海防建树功勋。
留日学军事的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新军中的协统、标统、管带、督办、统制几乎都由他们担任。如吴禄贞在湖北,蒋尊簋在浙江,蔡锷在云南、蒋方震在东北都任以军务要职。他们的转向直接影响了新军的政治指向,也关系到武昌起义的成败。首先响应参加起义的云南陆军骨干军官40人中,有31人是日本留学生,其中90%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甚至日本士官学校的校服红边帽,对襟金扣,黄色衣服被视为云南的将领制服。北一辉曾言及:
由余所见,其出入往来于秘密机关部者,殆全部为日本留学生。他们在袭击机器局前,全体集合时,余所见彼等所穿服装,悉为祮襟金扣。……在当时,有称留学生之学生服为革命服者。[167]
这一方面说明留学生在起义军中所占的分量之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留日学生步履匆然,未及脱去学生服即立刻从戎上阵。武昌起义后,几乎各省的兵权都由留日士官生掌握,如福建的许崇智、上海的陈其美、浙江的蒋尊簋、安徽的王天培、江西的李烈钧,东北的蓝天蔚、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四川的尹昌衡、直隶的张绍贞等。
其三,从教育方面看,留学生把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育理论引入中国。首批留美学生唐国安、蔡绍基分别任清华学校(即清华帝国大学前身)、北洋大学校长职务,留欧学生严复归国后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长达20余年,对于引入西方办学模式,改革传统教育有一定建树。清末留日学生中一大主流为学习师范,据计,仅在宏文学院先后肄业者就达7192人,毕业者达3810人。[168]留学生以日本为媒介传入西方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学,编译介绍了大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科书。留日师范生归国后,多从事教育工作,把当时日本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带回国来,并运用到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去。有的还身居教育界要职,有的创办各类学校,并担任这些学校的校长职务,有的担任了师范学校的教师。他们构成了清末各级教育机构中的生力军,从不同层次,以不同方式侵蚀着腐朽的封建教育的肌体,输送着近代教育的血液。如范源濂曾任京师大学堂教育学教习服部宇之吉的东文分教习,民国年以后曾任教育总长职。张子和为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育学教习松本孝次郎和松浦杖作的翻译助教等。留日学生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后又为留日归国的秋瑾女士接办,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
留日学生及游日考察官生等将日本教育体制带回中国,促使以日本学制为蓝本,修订颁布施行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另外,由于留日教育思潮的促动及国内有识之士倡导,开始重视女子教育。中国女子首次取得合法受教育的权利,正是由于大批游日官员及留日学生回国后将日本教育带回中国,对中国封建教育的解体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所致。
由庚款留美学生中涌现出一批著名教育家,如胡适。廖世承、陈鹤琴、陶行知。他们将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实验作出贡献。例如,1920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师用心理测验考试学生。陶行知在南京高师试验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留美学生将在美国流行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卡特制等教学法引入中国,对传统教学进行改革。庚款留美学生极力宣传欧美的新教育,“五四”运动时期,邀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留美学生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热潮,对1922年新学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接受国外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推进了我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自首批赴美留学幼童起,在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留学生们便产生了与文化专制下的旧教育相抵牾的思想:“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169]容闳在《西学东渐记》第二十章中谈及首批留美学生被提前召回后,在留学生心中掀起了要改革封建政治的波澜:
学生即被召返国,以中国官场待遇,及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170]
这种要“不容稍缓”地“于中国根本上的变革”的思想,是在清政府的“中体西用”留学方针指导下,导致首次赴美夭折后的“负反馈”。
赴欧留学生在学习西艺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如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除在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驾驶专业外,还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名著,考察封建专制政治与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根本区别,开始领悟到“西洋学术之精深”,萌发了改造旧中国的愿望。他第一次系统地翻译和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社会学说。他翻译的《天演论》问世后,震荡海内,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抗拒外侮、救亡图存,以免亡国灭种。因此,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之中,最能打动中国思想界的心弦的即是《天演论》一书。《天演论》给了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世界观:原来人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一切神圣的典章制度原来都不是什么圣人的制造,而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中国文化必须迎上世界的潮流,与时俱进,倘若仍株守着古来一成不变的传统,就将被历史所淘汰,被存优汰劣的社会法则所摒弃。其进化论的思想,成为中国发愤图强的理论根据。章太炎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中说:“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适认为,《天演论》中所宣传的进化论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人的心和血。正是在燃烧的激情中,许多有识之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留日时代,留日学生以日本为媒介,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日本汲取西方新文化、新思想的营养丰富自身而称雄于东方的现实,加上清廷对留日学生的管理鞭长莫及,留学生在日本得到了国内得不到的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入营养,张继曾言及在日留学的情景:“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171]
留日学生利用各种出版物,进行民主革命舆论的准备,在从1898年至1911年,创刊的65种杂志中,除一部分为专门的学术性刊物外,许多都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这些刊物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民主政治学说,及各种新的社会思潮。如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另如秦力山与兴中会人共同创办的《国报》,“开留学生革命新闻之先河”[172],并最早与改良派进行论战。再如湖北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人于1901年创办的《国民报》提倡民族主义、天赋人权、改造政治,并大力倡导革命反满,被孙中山誉为“第一次堂堂正正的革命文字”。1905年夏创办的、由留日学生主持的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宣传三民主义,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成立不久,即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
留日学生把理论变为实践,组织了各种革命团体,其积极分子参加了同盟会。1905年,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仅六年之隔,便爆发了推翻清帝国统治的武昌起义。同盟会的组成,以留日学生为主力。据统计,从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可考的会员数为379人。其中有354人是留学生。同盟会总部组织机构的主持人大多由留日学生的革命分子担任,如庶务科的主持人黄兴、刘揆一、孙毓筠、张继;书记科主持人胡汉民、马君武;外务科主持人廖仲恺、程家怪;评议员朱执信、董修武、田桐、曹亚伯、胡瑛、吴玉章、冯自由、秋瑾等。许多留学生在同盟会的组织下,在参加反清革命斗争中起了中坚骨干作用。他们回国后组织并投入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1906年萍、浏、醴起义,留学生刘道一、杨卓林等英勇就义;1907年的潮州、惠州及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都有留日学生参加,并为此献出了青春。1911年4月举行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留日学生林觉民、石德宽、方声洞、林时爽、林尹民、陈与宽、喻培伦、陈可钧等人慷慨成仁。黄花岗起义虽失败,但烈士以其鲜血唤起中国的进一步觉醒,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后人铺垫了一条勇往直前的路。时隔数月,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全国纷纷响应,留日学生在这场推翻延续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功绩卓著。
三、留学被纳入清政府“中体西用”的囹圄
从1872年留美活动开始,留学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展开的。“西学”与“中体”两者统一于一个矛盾体中,常互相交织,互相排斥,它是古今嬗变、中西冲撞的合力挤压下的产物。“中体西用”的方针,首肯西学之用,这与以往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视技艺为“奇技淫巧”相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中体”又有极强的排“西学”的一面,用张之洞的话说: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73]
由于“中体西用”留学方针的指导、控制,而导致了留学目标上的褊狭、管理思想上的僵化,及对留学生考核奖惩上的限定性,分述如下:
其一,由于“中体西用”的方针指导,造成留学目标上重自然技艺之学,而轻人文科学。自1872年起,由洋务派主持赴美、欧留学事务,乃至甲午海战后派赴日本留学的主要方向为:学习西方军事、技艺,以至学习教育;而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主要“西学”围绕着造船、制机器、兴海军、练陆师、筑铁路、开矿山等业展开。
19世纪70～90年代的赴美、欧学习的目标在于习其“器”,在洋务派看来:“西人也,以器胜。”“器”即所谓“西艺”,张之洞曾言:“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174]派出国留学生学习“西艺”,学习西方诸国“富强之术”,承认科学技术的超民族、超国界性,固然适应了国门洞开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可救当时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之急,以达立竿见影之效。但留美、欧活动都远避西方人文科学,唯恐对文、法、政、经的学习会威胁“中体”。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它使国人幡然猛省: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没有洋枪洋炮,而在于政治制度的腐朽。进入20世纪,张之洞也看出西政的重要,他先后会奏变法三疏,其认为:
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事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如此药有经验之剂,路有熟游之途径,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175]
感到要师法外洋,关键在于学习西方“政事学术”,只有如此,方能找到救亡图存的药剂。当然他这里所指“政事”,还局狭于西国的治国之方术上。梁启超曾言:
使其国有政材而无艺材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材而无政材也,则绝艺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176]
治理国家,是需要人文科学方面的人才的,而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也还要以人文科学如文、法、政、经等学科为基础的。于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在有识之士心目中的“西学”,已不仅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包括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世界观和历史观。
其二,对留学生的管理限定在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囹圄内。清末派遣留学生出洋便有监督同行负责管理。而监督职“非遴选贤员派充监督,不足以资统驭而重责成”[177]。
首次赴美之际,建立留学事务所,内设正副监督,主要对幼童实行管理和监督其“中学”的学习。留学事务所谕告幼童:“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程。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需莫挽。”留学事务所官员平时注意向幼童宣讲《圣谕广训》、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还要率领学生“望阙行礼”遥祝皇上和皇太后万寿无疆。而首次赴美固守“中学”的监督吴子登还对留学生实行封建体罚,见学生未向他行跪拜礼,便实行棒责,怒斥学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将来不可能成为有用人才,即使偶然成才“亦不能为中国用。”[178]对此,黄遵宪曾作诗以讽刺:“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稽。”[179]首次赴美留学管理方面,除对学生进行纲常伦理教育外,还有三种限制:(一)不准半途而废;(二)不准入籍外洋;(三)学成后不准在华自谋职业。由于首次赴美活动在正副监督间发生抵牾,不相协调,加上清廷深恐赴美幼童“适异忘本”,以致在“中体”与“西用”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留学活动夭折。
1903年,清政府针对留日学生状况,由张之洞起草。经慈禧太后批准,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章程规定:今后留学生“应先由其家父兄或亲族呈报本籍或留寓所在地方官,查明本生实系性质纯良,文理明顺者”,方准赴学。不仅如此,“非出使大臣总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如发现有“品行不端”“有紊纲纪害治安及不安分之事者”或“言动举止有不轨于正”“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轻者“减其品行分数”“不给以奖励”;重者“斥退”“惩办纾”“严加制裁”。对于“饬令回国”的学生,还要“咨明该学生原籍督抚酌量办理并咨明外务部管学大臣参考”。这个章程是针对留日学生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为制止学生革命言行而制定的。
其三,对留学生实行奖励科举出身,将留学教育纳入封建统治轨道。近代留学教育发轫于清末,当时科举制度仍为中国教育的核心。为吸引学子出国,清政府将留学也纳入了封建统治的系统中,即采取一定的奖励出身举措。
清政府对首批赴美幼童规定:“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当时奖励只限于授给官职。
1903年,张之洞制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由政府颁布。留学生归国后,授予科名和实官,把留日教育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清政府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种种限制,一方面对能“循理守法”的留日学生诱以官禄。清政府规定:凡在日本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和程度相等的各实业学堂得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里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者及没有选科及普通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立大学或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立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等。对于留日学生中的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而在授官前须由清政府驻日公使及留日学生总监督出具该生品行端谨,并无犯过的评语,然后再由钦派大臣详加考核。只有被视为言行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无犯过失,所学等差确与所得学堂文凭相符合,才授以官职。
从1905年起,清政府还举办了几次留学生考试。通过考试者,由皇帝亲自授以官职,以示恩宠。1906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是年,由唐绍仪主考,严复、詹天佑为考官,录取32人,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被录取者受到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接见,诱以官禄。1907～1909年的留学生考核,设有法、医、农、工、商、译各科,据成绩优劣分别授以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等各项出身。1909年8月,修订后又颁布了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了考生资格、查验文凭、预行甄录、分门命题、考试日期、分等给奖、分别职掌、严密关防八条。
实行留学生奖励措施,特别是后来经过考试选出真才实学者予以任用,对促进留学发展和选择人才有一定作用。但这套办法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尽管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对于留洋归国的学生却仍以科举出身作为诱饵,科举制的阴魂不散,乃至出现许多诸如“牙科翰林”“兽医知事”等不伦不类的称谓。有一化名“忧患生”的人写了一首题为《朝考归来留学生》诗:“各国归来留学生,一经朝考上蓬瀛。可怜不及格人在,如要谋差须自行。”[180]讽刺清政府考核归来留学生的制度,披露了清政府将留学教育纳入其封建政治秩序,以培养“中体西用”之“通才”的封建的闭锁性、自我限定性。
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虽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瑕不掩瑜,它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开展留学教育,作为面对西方近代文化输入而进行文化回应的方式之一,它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产物,也是文化开放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一部留学史便是一部文化开放史,是一部学习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并逐步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历史。但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太重太深,并且缺乏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长远认识,同时受“文化优越论”影响至深,总是拘泥于“中体西用”之囿见,不打不开,打一步开一步,以其鹅态鸭步,步履蹒跚,终致鸦片战争受挫后,又遭甲午战争之辱。
由此可见,在人类文化汇入世界进化潮流之后,文化封闭与文化隔阂都只能导致文化生命力的枯竭。同时,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下,所谓的“文化优越论”只能说是“井底蛙见”,只能导致文化发展上的被动。真正的文化态度应该是适应文化开放的潮流和文化多元化的状况,本民族文化要汲取一切外来文化之精华,不断地吐故纳新、去芜存菁,熔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于一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健全的民族文化精神。
毋庸置疑,清末的留学教育加快了中国近代化历程,很多留日学生冲出了清政府“中体西用”的囹圄,参加到辛亥革命的行列中。在中西方的文化融合中,留学生在丢弃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糟粕,更新代之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及现代化观念,他们跨越封建传统观念的藩篱,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权威走向平等,从专制走向民主。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
【注释】
[1]魏源:《魏源集》(上册),第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首都集会纪念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一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92年8月14日第四版。
[3]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3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5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5]同上书,第61页。
[6]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6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7]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26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8]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6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9]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26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2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第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第33页。
[13]冯桂芬:《上海设同文馆议》,见谢俊美:《校邠庐抗议》(下卷),第50页,光绪二十四年重印本。
[14]李善兰:《重学序》,《近代史研究》,1985(6)。
[15]奕訢等奏:《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理各国事物奕訢等折》,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6]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7]曾国藩等:《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李圭:《哈佛城之中国留美幼童》(节录),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29～13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参见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第142～1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第4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6]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6页,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
[27]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汇编》,第9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8]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第301～30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29]同上。
[30]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31]同上。
[32]同上书,第126页。
[33]曾国藩等:《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1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4]同上书,第159页。
[35]祁兆熙:《游美洲日记》,第203页,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
[36]刘虹:《洋务教育与西学东渐》,第132页,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7]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汇编》,第11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38]刘真:《留学教育》(一),第33页,台北,台湾编译馆,1980。
[39]同上。
[40]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二),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第26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1]刘真:《留美教育》(一),第89～90页,台北,台湾编译馆,1980。
[42]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3]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第21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4]同上书,第299页。
[45]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6]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7]刘虹:《洋务教育与西学东渐》,第138页,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8]同上书,第138、139页。
[49]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3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50]同上书,第136页。
[51]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4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52]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2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53]祁兆熙:《游美洲日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27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5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1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5]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56]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电稿篇·卷1),第5002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57]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58]刘虹:《洋务教育与西学东渐》,第145页,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9]王韬:《漫游随录》,第126页,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
[60]沈葆桢等:《奏派生徒赴英法游历折》,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2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6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7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62]同上书,第281页。
[6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4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4]左宗棠:《议复造船遣人赴泰西游学事·海防档》(乙),见《福建船厂》(一),第487～488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65]沈葆桢:《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2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66]沈葆桢:《奏陈船政善后并请派学生赴英法学习驾驶造船折》,见丁守和等主编:《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四),第498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67]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第140～1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8]李鸿章:《条议三事》,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二),第3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69]左宗棠:《议复造船遣人赴泰西游学事》,见《海防档(乙)·福建船厂》(一),第487～488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70]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71]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26页,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
[7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第2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394～3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4]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2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75]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2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76]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报社,2000。
[77]李鸿章等:《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八),第2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78]左宗棠:《议复造船遣人赴泰西游学事》,见《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487、488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79]左宗棠:《议复造船遣人赴泰西游学事》,见《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505～509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
[8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53页,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81]沈葆桢:《光绪二年二月十日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见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9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2]李鸿章:《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议选员管带学生分赴各国学习》,见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9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3]同上。
[84]李鸿章等:《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5]同上书,第403页。
[86]沈葆桢:《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船政大臣沈葆桢折》,见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7]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46页,吴门节署刻印本,光绪6年,1880。
[88]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9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9]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3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90]同上。
[91]薛福成:《英、法、意、比日记》,见钟叔河主编:《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八册,第205页,长沙,麓书社,1985。
[92]同上。
[93]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0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94]李鸿章等:《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0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95]同上。
[9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8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金陵原刊本,1921。
[97]裴荫森:《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八日裴荫森奏》,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3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98]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第158～15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99]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见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第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0]康有为:《请派游学日本折》,见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1]张之洞:《游学》,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4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02]邹容:《革命军》,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6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03]同上。
[104]同上。
[105]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0页,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106]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第3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7]同上。
[108]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第50页,台北,三民书局,1973。
[109]王忍之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10]梁启超:《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
[111]转引自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第15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2]汪向荣:《日本教习》,第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3]转引自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第14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4]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3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1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6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6]钟叔河:《黄遵宪及其日本研究》,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54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7]同上书,第545页。
[118]钟叔河:《黄遵宪及其日本研究》,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54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9]钟叔河:《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八册,第4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20]陈三立:《散原文集·先君行状》,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5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21]同上。
[122]吴松:《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见《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第105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23]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见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第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4]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25]同上书,第281页。
[126]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见马洪林主编:《康有为大传》,第29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27]同上书,第296～297页。
[128]邹容:《革命军》,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6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29]游学译编社编:《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见《游学译编》,第293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0]游学译编社编:《海外通信·与同志书》,见《游学译编》,第752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1]张之洞:《致京张冶秋尚书》,见璩鑫圭、唐良炎:《学制演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3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3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3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33]《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见《浙江潮》第七期。
[134]田正平:《清末赴日考察学务游记研究》,载《教学研究》1992(5)。
[13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495页,北京,中华书局。
[136]容闳:《西学东渐记》,见《游学译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6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37]曾国藩、李鸿章:《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8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38]李鸿章:《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第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39]转引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116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140]容闳:《留学事务所之终局》,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1]转引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第1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142]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1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3]高宗鲁译:《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4]梁启超:《卜技利大学之中国留学生》,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7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5]《游学译编》第6期。
[146]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1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147]《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见李喜所主编:《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2册,第4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9]邹容:《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一),第333、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50]邹容:《革命军》,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5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51]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5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5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69。
[154]《人民日报》,1992年8月14日第四版。
[155]胡适:《非留学篇》,见柳芳:《胡适教育文选》,第2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156]同上。
[157]徐建寅:《欧游杂录》,第2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8]裴荫森:《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见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第3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59]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0]同上。
[161]同上书,第221页。
[162]李鸿章:《致总署论幼童出洋肄业》,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63]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91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64]同上。
[165]沈葆桢:《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见陈学恂、田正平:《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2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66]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第100页,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167]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第5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68]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24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87。
[169]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70]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第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171]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212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
[17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3]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第90页,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4]张之洞:《设学三》,见张之洞著:《劝学篇·外篇》,第121页,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75]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第50页,台北,三民书局,1973。
[176]吴松编:《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饮冰室文集点校》(一),第58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77]李鸿章等:《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0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78]《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
[179]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见黄遵宪著:《人境庐诗草》(上册),第238页,钱仲联笺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180]陈汉才:《中国古代教育诗选注》,第20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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