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的学生与教学

一、招生途径

汉代太学的学生,即按官方编制录取的博士弟子,一般又称为“太学生”或“诸生”。私下受业于博士的学生,严格说不能算作太学生。不过到后来,特别是东汉时,已经没有正式的太学生名额限制,所以这个界限也就很难划得清楚了。

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之初,公孙弘等的奏议中就明确了两条招生途径。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即太常负责选录博士弟子,除限年十八岁以上、仪表和举止端正外,没有其他条件要求,可以说是将决定录取的全权交给了太常,当然要受名额的限制,只能补缺。二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56]。太常直选的对象一般限于京师范围,因太常不大可能到外地去物色博士弟子。而太学既然是天下最高学府,当然要面向各地招生,这就需要地方当局荐举。地方选送的生源与太常直选相比,条件就具体得多了,要求有良好的学习志向,尊长敬上的谦恭态度,还要躬行政教,遵纪守法。县里发现够此标准的人,则上报所隶属的郡国。郡国长官经过考察,认为合格的话,每年随同赴朝廷汇报本地岁收及政务的“上计”之务,报送到太常处,可以相当于博士弟子而在太学受业。

汉代不乏由地方举送到太学学习的事例,如倪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57]。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颜师古注:由郡遣诣京师)”^[58]。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59]。杨终“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60]。与太常直接挑选相比,地方举送是太学生的主要来源。各地举送来京的学生不再经筛选,可径入太学学习,但不算正式弟子,要成为正式弟子,则还须太常选补。实际上太常多是从已在太学学习的各地学生中选补正式弟子,因为京师内可供太常直选的合适人才毕竟有限。朝廷虽给予太常选补博士弟子的全权,但太常也要为此承担责任。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初置博士弟子员时的太常、山阳侯张当居,当年就因“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61],而受到夺爵、免职、完为城旦的严惩。可见在太学兴办的早期,朝廷对博士弟子的录取是相当重视的。在补正式弟子时,往往还要由博士进行考试。宣帝时唐长宾、褚少孙“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王)式”^[62]。由此例可以看出,当时选博士弟子要由博士们集体面试,先要观察应选者的行为举止,即前引公孙弘奏议中所要求的“仪状端正”,然后是考试诵说儒经,还要询问原是随何师而学,考核是十分正规的。但后来随着太学生成几何级数增加,原定的选试标准和措施也就逐渐废弛下来。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63]。这说明太学生又开辟了一个来源,即察举明经科未得取中的士人,可以补为博士弟子。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64]。将五十岁至七十岁的年老明经者全都招到太学来,显然不是要给他们官做,也不是要让他们学习深造,只是体现“养士”精神而已。

东汉时太学的入学条件大为放宽,首先是十八岁的年龄限制已降低到十五岁。崔寔《四民月令》言:“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本注云:“成童,年十五以上。”^[65]甚至还有更年轻的入学事例,如任延十二岁、杜根十三岁就入太学,属于“神童”类。而仇览四十岁才入太学,以及上文所述的明经科五十岁至七十岁的人入太学,则是高龄入学的另一极端。其次是入学也无须再经有关当局举送。东汉时“游太学”的说法屡见于史籍,仅《儒林传》《文苑传》和《方术传》中就有张驯、孔僖、崔骃、任安、崔琦、高彪、唐檀、董扶等人。既言“游”而非派遣,显然是自发行为。又如陈实“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66]。县令原无举荐太学生之权,这里是说他允许陈实脱离亭佐的吏职而去太学受业。又如庾乘为县衙门卒,郭林宗见到他后,认为他有学习天赋,“劝游学宫,遂为诸生佣”^[67]。从为诸生打杂干起,随之就学,后来也成其学业。甚至还有两入太学者。如范式“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二人并告归乡里”,“式仕为郡功曹”,数年“后到京师,受业太学”^[68]。可见当时太学是开放式的,看来已没有名额和学籍的限制。所以,各地有志求学的士人,只要自身条件许可,都可以自行赴京师受业于太学,而无须再由地方当局专门举送了。

二、太学生身份构成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奠定了汉代官方教育以养士为宗旨的准则。“士”本为“四民”(士、农、工、商)之一,所以太学的学生主要从民间招收。汉武帝在议置博士弟子的诏书中也强调其目的是“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既然是为了推进教化和网罗贤才,招生也必然面向民间。公孙弘等奏议太学的招生,无论是太常直录还是地方举送,其对象都在“民”的范围内,奏议中规定博士弟子“复其身”,即免除其服徭役,也是针对其为民间子弟而言的,因为汉代宗室、外戚、官员之家以及功臣和圣贤的直系后代本来就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不存在“复其身”的问题。郑玄对《毛诗·菁菁者我》传中“君子能长育人材”笺注:“长育之者,既教学之,又不征役也。”对太学生免除徭役,是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学习的基本条件,也成为汉代及后代官学学生的基本待遇。汉代太学生中家世卑微者多有所见,例如匡衡“父世农夫”^[69],翟方进“家世微贱”^[70],桓荣“贫窭无资”^[71],等等,他们的身份在太学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当然,“民”并非都是一般劳动者,太学生中多数还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如需养家糊口的话,也不可能脱产来太学学习。但他们毕竟不是身份性的贵族官僚,所以常被后者视为穷巷陋儒。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大夫抨击诸生:“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72]嘲笑他们身世卑微,没见过世面,见识浅陋,不足以言国家大事。宣帝时贵戚霍山也鄙夷地说:“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73]这些贬斥之语固然充满权贵的优越感,却也反映了当时儒生多出于外地平民的事实。蔡邕《明堂论》引《礼记·太学志》:“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74]也可说明太学本是“其无位者”活动场所,已不同于西周以前学校教育以“国子”为对象了。所以,马端临将“公卿弟子不养于太学,而任子尽隶光禄勋”^[75]作为汉代太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应当说是正确的。

当然,太学不会禁止或限制官员子弟入学,他们“不养于太学”是因为自身拥有特权的地位和身份。汉代王侯有世袭的爵位,公卿子弟也可通过“任子”的途径做官。《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汉仪注》言:“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在具体实施中,保任子弟数人乃至全体也是常见的事,如韩延寿三子皆为郎吏,史丹九子并为侍中诸曹。而且保任范围也扩展到孙辈、侄辈,如邓骘兄弟子及门从12人悉为郎中。到东汉桓帝时,“任人(原注:任谓保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76]。“任子”制即门荫制度的创始,它是封建王朝笼络官员为自己效忠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汉代高级官员子弟大部分都是由这个途径进入仕途的,他们无须靠“养于太学”去谋求进身之阶。

早期高官子弟入太学者的记载寥若晨星。如元帝时左将军冯奉世之子冯野王“受业博士,通《诗》”,但出路仍是“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77],并不随一般博士弟子通过课试途径入仕。再就是伏堪,“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78]。则博士弟子也可通过任子途径录取。其父伏理为高密王太傅,与公卿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作为名儒,让儿子读太学可能是他特有的愿望。可见太学作为养士之场所和选士之一途,最初基本上与公卿弟子无涉。

但作为官方最高学府的太学,竟与高级官员子弟无涉,这无论如何不是合理现象,后来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明令官员子弟就读于太学始于西汉末年王莽秉政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颜师古注:“常员之外,更开此路。”^[79]即不占正式弟子的名额,实为特殊资格的学生。王莽政权垮台后,东汉前期太学依然如故。例外者是司徒李郃之子李固,“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郃子”^[80]。这里当然有不愿张扬自己门第的考虑,但也反映出像他这样的高官子弟,当时在太学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

直到顺帝时,重建一度荒废的太学,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81],才正式确定了高官子弟具有当太学生的资格。随后在质帝本初元年(146年),诏令“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82]。至此,中级以上官员都有义务将子弟送往太学读书,官员子弟和一般太学生一样有考试选用的规定,但仍是分别课试,各有入仕名额。应该看到,让官员子弟和民间子弟做官各行其道,不相混同,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特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防止后者入仕名额不至于被前者挤占的考虑,以体现网罗民间贤才的原则。

尽管朝廷有鼓励官员子弟入学的意愿,甚至给予指令性要求,但达官显贵子弟无须为前程操心,且平素养尊处优,不习惯受管教和约束,所以一般不会对入学受教抱有多大的热情。安帝时邓太后诏:“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车)驱良(马),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83]斥责了这些纨绔子弟骄奢淫逸、不学无术的作风。汉末仲长统《昌言》中也指出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自恣于声乐之中,不闻典籍之法言,不因师傅之良教”。他因此评论说:

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贵者教民,以所贱者教宗,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太学,广之以他山,肃之以二物,则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风可发矣。^[84]

“以所贵者教民,以所贱者教宗”,是对贵胄子弟不入学受教的形象揭露,但这一建议未见反响。献帝时鲍衡再次提出:“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85]朝廷三番五次提出要贵族官员子弟入学,说明这一措施实行得并不顺利。而平民子弟入太学,既可以享有种种优待,又能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以获取功名富贵,所以入学积极性甚高。这正是太学办学以养士为宗旨的反映。

三、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第二节已述,汉代太学尚未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弟子随博士学习,基本上是个别教学,内容和进度视双方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固定的计划。章帝建初时墓砖记载墓主“(十五)入太学,受《礼》,十六受《诗》,十七受□”,“十九受《春秋》”。一年学完一门经,进度算是相当快的了。由于学生入学时基本上都有相当水平的经学基础,教师一般也无须像蒙学那样逐次讲授经籍内容,因此师生间更多的是开展讨论式教学。如王充所言:“汉立博士之官,师弟子相呵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86]庾乘是由给诸生做工而开始学业的,“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座,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座为贵”^[87]。可见太学以讲论为重,擅长讲论者就能受到师生普遍尊重,尚无后世严格的尊卑等级之分。太学的集体活动,仅见于质帝时令太学“每岁辄于乡射月(春三月,秋九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88]。学校管理也未建立系统的规章制度,仅有博士弟子遇父母去世,须归家守丧的规定。因此总的来看,太学生的学习是以自学研究为主,生活也是相当自由的。

多数太学生从外地来到京师,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太学生虽然不用缴纳学费,还可以免除徭役,但是日常学习和生活开支还是要自理的。这对于殷实人家的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而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就必须设法维持生计以供学业。他们有的靠家人陪读照料,如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89]。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是靠妻子照料。“章疾病,无被,卧牛衣(用乱麻编织的廉价卧具)中,与妻诀,涕泣”^[90],情景很是凄惨。而只身一人出来学习的人,往往要靠自己做工谋生,如倪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主给烹炊者也)”^[91];匡衡“家贫,佣作以供资用”^[92];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93];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祐赁舂”^[94]。这些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勤工俭学记录了。这些人虽然生活相当窘困,但学习的劲头丝毫不减。倪宽“时行赁作,带经而,休息辄读诵”。桓荣“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王充受业太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肄,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95]。安贫乐道,而且善于抓住时间和机会读书,这是他们取得学业成就的原因所在。

太学博士基本上是专经教授的,但太学生则不见得只学一经。西汉博士弟子尚属以修一经为主,有兼习通用经典的。如萧望之诣太学受业,事博士白奇,学《齐诗》,“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96]。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97]。张禹随博士施雠学《易》,又从王阳、庸生学《论语》。东汉以后,太学生通经学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官方考试以通经门数定等级,也促使诸生必须更多地掌握经籍,才能取得竞争优势。仅以《后汉书·儒林传》中的人物为例,就有:徐樨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孙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杜乔少为诸生,习《京氏易》《欧阳尚书》《韩诗》;唐檀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等。开展如此广泛的学习,必然要多方拜师,而不能只局限于太学内。郑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98]。看来,太学生除了随博士攻读的一门主课程可能由当局安排以外,其他学业完全由学生自己择修,而且可能是同时或交错进行。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随博士就学,而师从于其他名流学者。如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99];王充“受业太学,师事抚风班彪”^[100];符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101]。太学只不过是他们的学习据点而已。这样,学校难以有较为统一的教学计划,这正是早期学校的教学特点,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特色的。

西汉中太学已建立了自己的校舍。王莽时构舍万区,顺帝时建240房、1850室,有条件向学生提供比较充足的住所。当然,在京师有宅第的人无须住在太学。如朱祐与刘秀年轻时是好友,朱祐学于长安,刘秀要去看他,他要先去讲堂听讲,然后才回家接待刘秀。但相当一部分太学生是住校学习的。如梁鸿在太学,“同房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102]。可见太学生要自己做饭。孔僖与崔骃同游太学,习《春秋》,在一个宿舍读书。孔僖读到吴王夫差事时,感叹夫差是“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崔骃表示赞同,并联想到汉武帝也属于雄才大略但晚节有污的君主。隔壁宿舍的学生梁郁听见了,就质问他们:“如此,武帝亦是狗邪?”^[103]两人不敢吭声。可见太学生常在一起读书讨论。

那些名望甚高的学生,更是门庭若市。同时又有一些学生潜心治学,谢绝交往,两类学生形成鲜明对照。如仇览在太学时,“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仇览却不与之交往。符融很奇怪,有一次拦住他问:“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仇览正色相告:“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104]不再与他多言,高揖而去。符融肃然起敬,后将此事告诉郭林宗,二人遂正式投帖,到仇览宿舍拜会他。于是留宿,终夜畅谈。又如鲁恭“(年)十五,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105]。总的来看,太学既然主要是发挥“养士”功能,朝廷以太学网罗士人,士人到太学求得进身,那么,太学生广泛交往就是很正常的事,即便像仇览、鲁恭这样的人,最终也是不拒绝交往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闭门苦读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跑到太学来了。

太学同学间往往极重情谊,互相帮助的事例不少。例如,朱晖学于太学时,有同县张堪名望甚高,而十分看重朱晖,希望能“接以友道”,并拉着朱晖的手说:“愿以妻子托朱生。”朱晖因自己资望比他浅,未敢答话。后张堪去世,朱晖知他的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106]。申屠蟠与王子居同在太学,王子居病危时以后事相托。王死后,申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107]。司隶从事得知这一义举,便要通知各地协助运送。申屠蟠不肯接受,硬是自己将灵柩送到王子居的原籍济阴,然后返回太学。此类为学友送葬之例还有范式、戴封等人,在当时传为美谈。

四、考试与结业出路

汉代太学是朝廷网罗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候补官员的出处所在,因此,考核选拔学生就成了太学最重要的任务。早在公孙弘等议置博士弟子的奏章中,就明确规定了博士弟子通过课试录用为官的制度措施:“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108]即每年举行一次面向全体学生的课试,凡是学通一门儒经者,就可以候补郡国文学或掌故。文学是地方学术官兼教官,虽然官秩不过百石,是最低的正式官品,但在职务上倒是与太学学历对口的。西汉如匡衡,东汉如杨伦,都是由太学结业任郡文学的。《武荣碑》记其“久游太学,邈然高厉,鲜于双匹。学优则仕,为州书佐”,任职与文学相当。掌故为太常属吏,如晁错曾任过太常掌故。《太平御览》卷二三五引应劭《汉官仪》,言太史令属下有“掌故三十人。”太史令为太常属官,由此推断太常府各部门都有掌故,承担治礼的有关杂务。倪宽就是由博士弟子射策而为掌故的,后以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秩百石。内任掌故,外任文学,是太学生的一般出路。

太学生考试优秀者,由太常造册上奏,可任郎官。最早称为“郎中”,出现于战国时,是君主身边的侍卫官。秦及汉初分为中郎、郎中和骑郎,大致分别值勤于宫廷内圈、中圈和外圈。汉武帝以后,郎官的等次分工更趋周密,总的职能都是宿卫宫廷、侍奉君主。其中最低的郎中官秩为比三百石,但郎官的价值不在官品而在职位上。郎官在皇帝身边服务,自然得益匪浅,不仅染指权力中枢,可给事内外朝各部门(如尚书、黄门侍中、少府、太常乃至将军幕府等处)参与政务,而且升迁前途优越。如董仲舒对策所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西汉郎中一般可补为县令、长,超升则至谏大夫(如刘向)甚或为郡守(如京房)。东汉郎中升迁去路更广,还不乏补为博士者(如张玄、周防等)。《后汉书·虞诩传》:“台郎显职,仕之通阶。”可见郎官是令人羡慕的职位。早期多由高官子弟担任,是特权的体现。《汉旧仪》所言“任子令”为:“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博士弟子优秀者可任为郎,也是独尊儒术政策的体现。

弟子考课的形式为“射策”。《汉书·儒林传赞》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萧望之传》记其“以令诣太常受业”,“以射策甲科为郎”。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将预先拟定的问题(多是相关的若干个问题)写在策上,叫做“策问”;应考者解答策问中的问题,叫做“对策”。“射”是揣摩、猜测之意,不是指定问题让考生回答,而是将策问按难易等次分成甲、乙两科,分别排列,不使试题暴露,考生按自己的程度(或是考官认定的程度)定科,由自己随意抽取,抽到什么策问,就回答上面所提的问题,这就叫“射策”,实际上类似于抽签考试。凡射策中甲科的,就可以补为郎官。如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109]。翟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110]。历经十余年才考中甲科,可见也不是容易的事。匡衡的考运就很不佳了,《汉书》本传说他“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即降为次等录用。《史记·张丞相列传》褚少孙补记《匡衡传》更为具体地说到他多次射策不中,到第九次,才中了一个丙科,被发派到平原国去当文学官。按西汉后期太学生岁课分为三科:“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111]太子舍人秩二百石,为太子宫中的宿卫,职能类似于郎官。也就是说,每年至多有100人被录用为官,而太学生数以千计,录用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东汉初,太学考试又复原为甲乙科。随着太学生人数增加,而录官名额有限,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和帝时,司空徐防上疏指出:“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议论纷错,互相是非。”^[112]因为只有出类拔萃才能压过众多的竞争者,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是前途无望的,所以,太学生在考试时都要力求出奇制胜,或以独到的“意说”求得考官的格外欣赏,或以批驳、贬低他人扫除获胜的障碍,这样必然败坏学风。徐防改革考试的建议是:“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113]即每经按章句内容出50道题,侧重考查对该官方经学学说掌握的巩固程度,五经各取前6名。这一改革只能约束学生恪守师法家法,并不能止息争讼。顺帝阳嘉元年(132年)重修太学,“增甲乙科员各十人”^[114],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的弥补之举。到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实行新的课试之法:

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补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115]

这是一个按通经门数累进考试递升的制度。首先是由传统的1年一试改为2年一试,考不中者还可待下届再试,直到考取为止。其次是取消了传统甲科可擢级录用的待遇,必须按部就班,以通经门数论资排辈。而且第二级以上的考试均不以绝对成绩为升级标准,而是取其高第,至于高第取前多少名也无一定之规。这样就拉开了录官的间隔(仍然要等补缺,并非立即能获得实职),大大减轻了解决学生出路的压力,同时又给学生留有不断努力、以求一逞的无限机会,从而牢牢地将学生束缚在学业中而不致绝望,确实是相当高明的策略。然而按这一制度,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需10年才能通过全部考试而获得为吏资格,如果在任一环节未能通过,便耽误两年。于是,“结童入学,白首空归”^[116],在太学耗尽了毕生精力的学生并不少见。这是东汉后期太学生人数达3万余人之多的主要原因,决不能误认为是太学教育发达的表现。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117]。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再度将年逾六十的老生全部任为太子舍人。当时长安城中有民谣云:“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118]这些人年迈力衰,已不可能担任什么官职了,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个空的头衔,有了一个可以自慰的身份而已。由此可见,太学的主要作用还是在“养士”上,它是封建统治者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的得力设施。

太学生的出路并非只有通过太学甲乙科考试一途,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太学生和一般士人一样,走察举入仕的途径。例如,杜乔、高彪、张武、戴封举孝廉,李业、魏应举明经,范式举茂才,魏朗、张驯为公府所辟。如能得到最高统治者欣赏,还可立即擢升。如终军就因上疏言事,被武帝看中,拜为谒者、给事中。

一时无缘仕进的人,就只能先觅个营生度日。如李郃命游太学,通五经,却委身于县署幕门候吏。孔嵩还乡后,家贫亲老,自己找了一份新野县阿里街卒的差事。一次奉命侍奉前来视察的荆州刺史,竟是原来的同窗范式。范式怜悯老同学,令县里换人代他,他还以雇佣协议未满为由,不肯离开。也有不少太学生学成后致力于私家教学活动。如唐檀少游太学,“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119]。任安“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120]。

但也有根本不愿仕进的人。如仇览“学毕,归乡里,州郡并请,皆以疾辞”^[121]。董扶学成还家讲授,“前后宰辅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122]。但不愿入仕者毕竟是少数,一般太学生多是以从政为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