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和而不和

古人所谓“和”，是“异”中之“和”，无“异”就无“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能与人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但不能与人和睦相处。”把和同与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是对多样性的坚守，不同事物或因素之间的并存与交融，相成相济，互动互补，使万物生生不已。而“同而不和”则不然，它旨在排斥异己，消灭差别，这种单一性倾向，最终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停滞直至灭亡。

换句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即说君子庄重自持而不与人争胜，合群而不结党。君子守着正道，修养心性，懂得中庸平和之道，当然心胸坦荡，能与人和睦相处，而不会结党营私；小人则与此相反。君子通达事理，有自己的见解和处世原则，故能泰然处世，能与大众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不会盲目苟同；小人不明事理，缺乏自己的见解和处世原则，容易人云亦云，结党营私，盲目附和，所以无法与大众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

例如，春秋时的齐景公听信梁丘据谄媚之言，对众臣说梁丘据和他最为和谐。晏子说：“臣不是这样看。梁丘据无端夸奖主公，你们之间只是‘同’，而不是‘和’。和谐就像做羹汤一般，用各种调料，经搅拌糅合使味道适中，淡则加料，浓则加水，如此方能食之味佳。君臣之道也该如此，君主正确的，臣子应极力维护。君主不对的地方，臣子也应指出来，以正过失。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政事才没有失误。梁丘据为取主公欢心，不问好坏，始终和主公保持一致，这是‘相同’，怎么是‘和谐’呢？这样对主公、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听他之言，如同在水里加水，谈不上什么味道。又好比琴瑟，只弹一个声音，没有人会去听它啊。”晏子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论证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君臣应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各自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和”，才是国家政治的应有状态和理想境界。

“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君子相交，有容人的雅量与坚持己见的操守，互相取长补短，不趋炎附势，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故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的是冷静、明智，不同流合污、众醉独醒、超然独立的状态，让人想到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君子不像隐士，他不管在哪里，都能本着中庸平和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展现的是堂堂正正、宽宏大度的风范。而“同而不和”反应的是无法包容、心胸狭窄。愈是无法包容的人，愈难与人和平共处，愈是要求别人必须与他一致，否则他就要结党斗争。其实黑帮、乱党、恶势力都是以一些共同特征，透过认同、严格控制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小人相交，必为共同谋利，依附强权，各怀损他利己之鬼胎，故同而不和，压抑不同意见，排斥异己。孔子将事事苟同、不讲道德原则的人称之为“乡愿”，他批评道：“乡愿，德之贼也。”指出小人、伪君子定然是众人所唾弃的。他讲判断一个人的德行“不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应以善恶道德标准为依据”。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妥协的。

当今社会，有人常把“好好先生”看成和事佬，随大流，中间派，不太好，也不坏。细想下去就是不坚持原则的人和事，但口头上又很圆滑，我们认为总比直接做坏事的好一些，也就习以为常，见惯不惊，麻木了。其实“好好先生”连一般人的道德标准都不如。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与人相处非常圆滑。这种人你要批评他又找不到好的理由，问题更严重的是，那些“好好先生”到处讨好，奉承他人，所作所为迎合时尚，屈从风俗（同乎流俗，合乎世污），而且这些人往往还很受欢迎，表面上忠实，实际上自私自利，不讲原则。

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原则。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为顺应历史潮流，中国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必须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尊重人性并建立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关爱，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