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和而不贵

三、和谐和合

和谐，源自中华文化的“和”观念。“武不可黩，文不可匿。”中国古代政治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抑武扬文的原则，并载入史册和经典，使之成为我国人文传统的沉沉一脉。

《尚书·尧典》中说帝尧能团结天下人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协和”、“雍”就是“和谐”。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50多年前，马克思对“和谐社会”也是大加赞美的。马克思最有价值的两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核心，阐述的亦是和谐社会理论，它与中国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核心“天人合一”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和为贵”，和为美。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先贤们看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即“和”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是“万物之母”。不仅自然界“致中和”，就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而且人类也是因为“受此天地中和之气得以生育”（《左传·成公十三年》孔颖达疏）。

儒家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周易》乾卦中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所谓“太和”，也就是“道”，乃“和之至也”。儒家认为，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王阳明）。朱熹在解释孟子的“仁民爱物”时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卷十四），充分体现出宋儒“仁者”、“大人”在“心灵—社会—宇宙”的关系上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平是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定的首要条件，它既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意向，也是一种文化哲学。

2005年9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纲领，倡议各国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受到国际舆论的积极呼应和广泛好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延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新的外交宣言，也是对中华文化和谐内核的精准概括。就在“和谐世界”理念正式发布的半个月后，还是在美国，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中国文化节于10月1日隆重开幕。两国元首分别发来贺信，胡锦涛主席在贺信中指出：文化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窗口。文化交流是增进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

“尚和”、“敬和”，“以和为贵”，但这“和”又有别于“同”。不能以“同”来取代“和”，或者说不能将“和”与“同”混为一谈。“和”的达成是通过“我”与“他”之间协调、协商、对话的形式逐步实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以对“他者”的尊重、理解为前提。这就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即“平和”。

“和”与“合”，前者强调的是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后者强调的是主客体一致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二者统一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和谐中。儒家的所谓“和”，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而是在保持个性基础上的“统一”。《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存发展之道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而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孔子将这一思想引申到人伦关系之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进一步研究“和而不同”思想的丰富内涵，弘扬其合理内核，对于形成既思想统一、人心凝聚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社会氛围无疑是必要的。吴地人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开放多元、与时俱进，“和而不同，和中共进”，追求众志成城以全面振兴中华的民族共识。

《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所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东汉末年曹操的智囊、哲学家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元代戏曲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这些话语的分析可以给出这样的启示：其一，和谐是多音和鸣，是多样性的协调。其二，和谐是一个由人心至人伦，再至社会和政治的多层次互动的系统。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和谐最美”，柏拉图提出“公正即和谐”。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也对社会和谐有过美好的憧憬。

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称公子札，是一位与江阴历史渊源有关的古代贤人。相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于江阴申港东南的舜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重信义，广交当世贤士，对传播吴文化作出了贡献。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毅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深受徐人敬重，传为千古美谈。

明朝郑和（1371～1433年），1405～1433年从浏家港（今太仓港）出发七下西洋，历时28年。每次出使都有约260艘船只，航行人数达到27000多人（第1、3、4、7次），航行15000多海里，真正揭开了人类大航行时代。作为太监的他，七次成功地远渡重洋，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一是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地区国际秩序。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同时，也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的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以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但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二是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朝廷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及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三是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有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于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关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银），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颇丰。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出色地将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现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均留下了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可见“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2007年6月，郑和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之一。《商业周刊》对郑和的评价是：他的航海经历足以与最大胆企业家的冒险史相提并论，为后来6个世纪的冒险家树立了榜样。遗憾的是郑和这种海外商业贸易活动，后来因明、清政府的“海禁”而中止，断绝了同西方的交往，错过了开发商业文化的良好机遇。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黄克孙博士所说，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之后的近500年间，基本上缺乏商业的推动力量，无法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几千年来，和合思想已经深深融入吴地儿女的血脉，贯穿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辩证处理之中。

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她那笑容可掬、敦憨厚实的形象征兆着和谐和合、团团圆圆、国泰民安，是欢乐祥和、友谊的象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康熙至乾隆时期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一团和气》（现收藏于日本广岛宝物馆）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是木刻年画鼎盛时期城市文人画的代表作，它的线条细腻、流畅，色彩淡雅，工艺精美，立意高雅。人物面部造型强，既凸显了老人的慈祥，同时也有孩童的活泼，表达了世人团结如意的愿望。服装中有锦缎的花纹，其上绘有蝙蝠和海浪，寓意福如东海（见图6－4）。

图6－4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一团和气》

庄子有一句话：“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是谓同德”，恩格斯认为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主义（原始共产主义）。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一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敬畏自然，崇拜图腾，神话农作。因此，在农业文明早期，正是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开始了初始性的对科技和人文的推动；而氏族制、敬畏自然的人文环境与低科技、低生产力水平一直是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

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之间仍有着双重的良性互动。那时候，物质循环代谢的总量与人口、需求以及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不存在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也不存在环境问题。越是精耕细作，越是科技进步，人类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越高，这个循环系统越有效果。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在可再生的生物闭合式的物质能量循环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并可持续的这种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与自然是完全相适应的。比如，吴越人早在三国孙权时，就开始在稻田养鱼，这种“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的“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思想及由此创造出的多种生态农业模式，不仅缓和了人地紧张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倡导“和谐世界”、“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孜孜不息地实践着。因为吴地经济走到了既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需要转变它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和谐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各种主客观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合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时代主张斗争性的合力，和平建设时代则要着重发挥和谐性的合力。宋朝著名的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说：“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就是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发展。只有“和”才有永恒的爱，才有生机和活力。人与人相合，人与社会相合，人和自然相合，虽然有矛盾，但和谐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过“和谐”的取得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通过不断的调节变易得来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在《会议公报》中强调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可见，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全称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叫“现代的和谐社会”，它和传统的和谐社会相比，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现代的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因而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二是现代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公平与正义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吴地人民已在实践探索着。

常熟市蒋巷村，位于常熟、昆山、太仓三市交界的阳澄水网地区。全村现有186户逾800人口，村辖面积3平方公里，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文明村、国家级农村现代化示范村、百佳生态村、循环经济示范村。2004年3月2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时称“你这个村叫做全面发展，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富裕。”曾庆红副主席11月21日来村视察时被树木成林、沟渠成行、草绿花红的景色深深吸引而感叹道：“多好的地方啊，这就是现代化新农村。”

40多年前的蒋巷村，还是一个“小雨白茫茫，大雨成汪洋”、河沟坑洼、血吸虫流行的偏僻闭塞的地方，绝大多数村民住泥墙草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乡镇企业家、党的十六大代表、村党委书记常德盛怀着“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坚韧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敬业奉献，艰苦奋斗，带领大家走强村富民、共同富裕道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了主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06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6万元（不包括集体福利和别墅房补贴）。

在全面保障粮食生产质量安全基础上，该村拆除老村巷，填平小河沟，复垦复耕，连片建成田块成方、树木成行、沟渠成网、土壤肥沃、环境优良、水泥道路通畅的田、林、路、渠、沟、站、涵等现代化设施配套的1000亩生态化优质粮食生产基地，打造了“四园一基地”（生态种养园，村民新家园，常盛工业园，村民蔬菜园和无公害粮油生产基地）。

村级经济的主体企业——江苏常盛集团（下属四家股份制公司），1997年被批准为省级企业集团，同年跻身全国乡镇企业集团行列。企业采用ERP系统实施综合管理，通过了ISO9001认证，“常盛”商标被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免检产品，连续五年荣获上海钢结构建筑工程最高奖——“金钢奖”。2006年，蒋巷村工业产值达11．8亿元，工业销售产值逾10亿元。

村内现有“江苏省文明住宅小区”——186幢别墅。搬进新房的邵玲喜滋滋地说：“每幢总造价30多万元，而村民只要出资12．8万元。”别墅区旁边100套专供老人免费入住的公寓，每套4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厨、卫、气、电视一样不少。

村里还建有商业贸易中心、卫健中心、小学、幼儿园、农民剧场、图书馆、展览馆、俱乐部、迎宾楼、广电室、职工之家，以及农民公园、绿化广场、荷塘长廊等。另还建有三幢办公大楼，科技员工公寓楼，外来职工宿舍楼等。一眼看去，“学校像花园，工厂像公园，村前宅后像果园，全村和谐和合像个桃花源”。集体为每家每户赠送四五种报刊，人人享受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小康生活甜美（见图6－5）。

图6－5　现代化的新农村——常熟市蒋巷村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常盛工业园、生态种养园、村民新家园和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像一条项链把全村串了起来，上接市场，下联农户，通过现代生产方式创造着现代生活方式。

如今在江南，越来越多的地方像蒋巷村这样，村庄变社区，农民住公寓。这不仅是农村人口的空间转移，也是一场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明显提高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当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泛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包括上述的华西、蒋巷村也有值得思考与商榷的地方，如对民房“一刀切”，大拆大建“现代化”。如果全国的农村都这样，那些带有民族、区域、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很可能一扫而光，这种大拆大建有可能就是大破坏，特别是对那些遗存的古村落。我们应有所区别，该拆除的应拆除，不该拆除的，如有一定古老文化元素的文物建筑就应保存，修旧如旧。正如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余秋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喻：“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同样，没有文化遗存的城市是毫无魅力的。”难道广阔天地——农村不是这样吗？对此，我们必须警惕“破坏性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区，如果不注意保护，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因建设而荡然无存。

中国是个欢乐的民族，吴地是个有着和谐传统的社会。

思想因为和谐而超越，人生因为和谐而美丽，吴地因为和谐而发展，中国因为和谐而繁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2～1970年）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这话不无道理。可见，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新境界的一面旗帜。

【注释】

(1)《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第317～3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