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印度而自知

贺照田：通过印度而自知

我参加了“从西天到中土”系列活动12月4日南迪演讲的那一场。陈光兴找到我参加那天下午和南迪的讨论，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你一直钻在所谓的中国的问题里面，但像印度这么重要的资源你都不了解，怎么行？因此就通过这一方式帮我打开视野，让我不错过实际上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印度思想资源。陈光兴对我的优缺点看得很准，故他总以他的方式改造、推动我。不否认，参加他设计的活动有时心里会有抵触，觉得这些活动跟自己并不那么相关，但真的参加后，每次又都很感激他，因为参加这些活动确实对我非常有帮助，这次尤其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对我很有帮助，我参加了活动之后仍很激动，所以我想陈韵这次找我来，是觉得怎么会有人参加了活动这么激动，到了这个年纪还那么激动。不光是12月4号在活动现场，包括活动前后在上海期间，我都处于一种思想的亢奋状态，当时就感觉到，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发生了。回到北京以后，我开始陆续看这套读本，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些关于印度的书，就拿出来看。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再次明了自己对印度非常无知，我虽然被这些人所激动，但实际上这些人的很多东西我读不懂，因为我的积累太差了。但是也因此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一方面读不懂，另一方面又觉得和自己那么相关。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有很多事情要忙，忙的时候当然会暂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如果停下来开始想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跑出来跟我打招呼，这对我而言真是又愉快、又特别的经验。

这个系列读本共八本，我都翻读了，其中三个人尤其吸引我。阿希斯·南迪，陈光兴的那位老朋友帕沙·查特吉，还有做庶民研究的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对我明确地产生了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是中国20世纪关于农民的文学写作，现代中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但如果以印度学者的标准来说，实际上，在文学上，我们没有一部真正的、站在农民的视角和内在逻辑以及感受的大书，有很多作家非常熟悉农村，譬如赵树理，但就主要视角而言，仍不能说是以农民的视角为视角的。如果朋友一定要我举荐一本类似的书的话，我反而会举荐赛珍珠写的《大地》。当然，她是一个美国人，这本书也有很多弱点，但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家，赛珍珠在视角上还试图展现更内在的农民的感受和逻辑，而不是更以有关农民的理解结构为优先。这样的问题要展开的话，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反省，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整理出一个视角，来看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

还比如，南迪演讲中提到的哀悼（mourning）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词非常精准地抓住了一些对中国而言也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所代表的问题意识与感觉，回溯与检讨中国近现代史，对我们深入反省、认识中国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建立恰当的认识论意识，都很重要。当然，这一思考方向，我平常也有感觉，但是南迪用这么尖锐和精准的方式提出来，对我自然极有帮助。

提到中国近30年，很多外国人印象最深的现象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用当年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赶英超美”上有很大的成绩。为什么会取得这一大成绩，到现在还没有清楚的解释。不过，从整个历史过程看，的确和最初的思路和设计者有关。因为到1987年、1988年，如下思路已经被清晰地建立起来，就是利用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利用中国劳动力的特点，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等，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去，加速经济发展。现在，这一过去曾经非常有效力的思路，由于国内、国际情况，特别是经济情况的变迁，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这些年，报纸、电视和网络上有许多这方面的分析，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的经济部分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显然，围绕这一现实，大陆从政府到民间，反应都非常快。对此，也迅速形成了许多应对的新思路，比如说我们要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我们的产业要快速升级，我们要大力发展收益高的金融等服务行业。这些应对思路很及时，但是这个“及时”能不能取得像我们前30年取得的那样的成绩，这要再过一些年才能看到其结果。但是，在这些讨论中，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界，都很少问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成功“赶英”，接下来如果顺利的话，就是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超美”。当然，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内“超美”失败，但也极可能会成功。而我这里关心大家却很少问的问题是：假使“超美”顺利成功，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成功？

中国的很多结构性问题，是不是一定因中国实现了上面所说的这个目标就可以解决？比如，即使我们二三十年内就能取得迅速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不凡成绩，我们在社会基本的样态上能不能美国化？答案非常简单，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这和基本的资源与人口状况有关。我们看美国的就业，美国能有现在的就业规模，跟它在世界上非常特殊的地位有关系。即使如此，就业对它而言始终是很大的问题。它的人口数刚超过三亿，而中国呢？则是十几亿。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即使我们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成绩，只要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延续现在的惯性的模式，我们的就业问题就会比美国政府现在碰到的问题大得多。

还有，西方今天的优势，还和西方的论述活力、和世界过分以西方的知识为知识及连带出的文化感觉、生活感觉有关。比如，大陆很多年轻人，在其他方面还算节省，好不容易攒一些钱，但是却一定要买LV，买Gucci，买西方的高价化妆品。再比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东亚的世界性城市，东京、首尔、北京、上海，都是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最近我们去东北的一个小地方，叫密山，有一个欧洲人跟我们一块儿去，说这个城市跟她上学的苏黎世一般大。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西方的小城市就是世界性的城市，而在东亚这样的地方，只能通过所谓的“超大”才能具有世界性？这些进行分析就能带出许多层理解，比如，这当然和世界现代史的展开过程相关，但无疑也和西方人感觉、想像世界的方式与东亚不同有关。也就是，西方产品和历史——地域空间由于连带着因知识——观念等产生出的吸引力，使得它经济上的收益和东亚不同。日本和韩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靠的是硬碰硬的表现，比如，产品价格便宜，性能更好，更省油、省电，等等。也就是，中国若不能在知识和思想的创造上，有特别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从而创造出可和西方竞争的知识——观念——身心状态——社会状态的吸引力的话，即使经济表现越来越突出——就像日韩，经济上主要靠硬的经济指标跟别人竞争——现代工商业模式也会越来越像欧美社会。也就是，日韩由于它们的经济表现连带软性的收益少，所以虽然有这样的经济规模和突出的与各种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业，其就业亦常常是很大的问题（相比，在日常服务业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而日本、韩国的人口基数比中国少得多，日本一亿多，韩国四五千万。这样，中国如果像日韩那样，通过硬指标在产品上跟西方竞争，在现代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类似西方，那即使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就业上也绝不可能达到日韩现在的就业比例成绩。

也就是说，仅仅从就业一个角度，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只要我们在发展道路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形塑上没有新的思路，中国即使发展顺利，二三十年内在经济总量上迅速超越美国，但由于人口基数特别大，不仅不能实现美国那样的就业成绩，也不能像日韩那样通过尽可能增加日常服务的就业，来达到日韩现在这样一种就业成绩。而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形态不仅没有条件像美国那样，也不可能像日韩那样。而这逼着我们必须自己来摸索自己的未来想像。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必须同意陈光兴在读本序言里所说的：中国和印度其实在社会科学的层次上非常相近。

相比中国大陆知识界尚未充分正面面对这一问题的挑战性，这次活动来访的南迪、查特吉、查卡拉巴提，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面对社会的心态上，则都已在相当程度上正视这些问题，并作了具多方面启发性的摸索。而我们的视野还多只聚焦于：我们前面的发展模式不行了，我们怎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即使超过了美国，我们仍然不能成为那样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中国到了必须想的时候。而印度的南迪、查特吉等人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便在于，他们早已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不仅面对，而且进一步在思考：如果没有可能达到西方那样的样态，是不是仅仅是一个悲剧？是不是有可能变成一个更加积极的东西？南迪便曾讨论，印度现在的这种多样性，对它迅速现代化可能是一种拖累，但正是在这里面蕴含了多样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像这些讨论方向无疑对中国都很重要，也是中国学者应该致力的思考方向。

比如，在中国也是这样，在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社会空间里面，便常常蕴含有重要的创造性。我举最近两个社会学家的工作例子。一个是以清华大学为中心的一批社会学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溃败”问题的研究。我们看这项研究会非常有共鸣，因为我们身边有大量经验在支持这一中心判断。而另外一位上海的社会学家，她则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上海，低收入的人口数量非常大，而且这些低收入人口又多是所谓的流动人口。她比较了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发现通常有这么多的流动人口和下层人口的话，会伴有很高的犯罪率，但我们在上海却看不到这种情况。上海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社会秩序方面相对不错，犯罪率相对也低。这就说明，一方面我们非常认同北京社会学家的分析，因为和我们的经验相合，但是通常不被注意的上海的例子则可让我们发现，这些底层人口，其实另有我们通常认识视野之外的生活方式和在生活当中获得充实感和意义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其实有很多人在实在地摸索、实在地创造。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一方面会正视中国今天存在着的必须加以检讨、克服的社会溃败现实，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留心同样在这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各种摸索和创造，而如果我们正视、分析这些摸索和创造，我们非常可能会从中发现有助于克服此社会溃败的资源，并从这些摸索和创造中发现对中国来说可欲也可能的富原理性的启发。

上述讨论之外，我还想再花点时间强调印度学者有关多元性问题的思考对中国大陆的意义。我们老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多元一体。但相比观念的普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关如何保证“多元”作为“元”的真实活力、同时又建设性地实现一体的思考与讨论相当不足。而印度丰富的经验，印度的有关思考对我们展开自己的有关思考无疑有重要意义。

在为这次活动所出版的这些读本里，我们看到印度的多样性，多样到、彼此差别大到中国人很难想像。但如此的多样性和巨大差别并没有影响到以选举为基本架构之一部分的印度强韧的存在，而且不论是印度现在的发展速度，还是其可以预见的发展潜力都让人不敢低估。显然，思考印度如何在一种比我们面对的挑战多得多的多元性中做到了这些，对印度有关思考的把握，对印度有关经验的理解，对我们真实地面对多元、达致真实的一体相依，无疑有深切的意义。在这方面，参照印度比我们挑战性强不知多少的现实和直面此挑战的思考与实践经验，一定会打开我们新的思考理路，开启我们更切实也更具想像力的实践思考。

在为活动系列读本写的序中，张颂仁先生强调，他推动此活动，其最根本动力来自：希望中国通过印度而自知。希望我上面关于印度经验和中国相关性的讨论，能让大家真确感觉印度经验确有关中国在非常根本的意义上想像未来、构架现在。只有在这些层次上感觉印度，我们才会在根本且关键的意义上把现代“西天”对“中土”的重要性释放出来。

如此，“中土”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