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朱光潜曾说过：“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人确实要处理好出世和入世的关系，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入世太深，慢慢地就会陷入繁琐的生活末节之中，把实际利益看得太重，难以超脱出来，这样必会影响对问题的全面、冷静、客观的观察和处理，也很难有大作为。如果有一些出世的精神，就会更尊重生命和客观规律，能够不斤斤计较，懂得顺其自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人和事，这样会看得更远一些。因为此时人们心中的杂念少，更能专注于某项研究、某一份事业，因此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
出世未必归隐山林，正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无相禅师在行脚时途中口渴，路遇一名青年在池塘里踩水车，便走过去向年轻人要了一杯水喝。年轻人看着禅师不无羡慕地说：“如果有一天我看破红尘，也要学您这样出家学道。不过我出家后，不想像您这样去行脚，而是会找一个地方隐居，好好参禅打坐，不再抛头露面。”
禅师笑了笑说：“那你什么时候看破红尘呢？”
年轻人说：“我们这一带只有我最了解水车的性质了，全村人都以此为主要生活水源，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接替我照顾水车的人，到那时没有责任的牵绊，我就可以找自己的出路，看破红尘出家了。”
禅师说：“你最了解水车，请告诉我，如果水车全部浸在水里，或完全离开水面会怎么样？”
年轻人答道：“水车全部浸在水里，不但无法转动，甚至会被激流冲走；但如果完全离开水面又车不上水来。”
禅师说：“水车与水流的关系已经说明了个人与世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完全入世，纵身江湖，难免会被五欲红尘的潮流冲走；而倘若纯然出世，自命清高，则人生必是漂浮无根，空转不前的。”
年轻人听了禅师的一番话，内心豁然开朗，欢喜不已地说：“禅师的一席话，真的是让我长了见识。”
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境界。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他健谈善辩，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他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之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其著作《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围城》中就有这样一段幽默的话：“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该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可以说，钱先生的机智幽默几乎无处不在。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言拒绝，别人告诉他会给他钱作为酬谢的，他淡淡一笑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20世纪60年代后的学术界，对钱钟书的文学称颂日渐声高，但钱钟书先生不为所动，一如从前的平静安详。他谢绝一切记者和学者的见面，曾经有人认为他“自命清高”。对钱钟书先生甚为了解的杨绛女士却说：“他从不把自己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调地做学问。”钱钟书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颇受大众欢迎的栏目名叫《东方之子》，它曾是许多人向往的一展“风采”的平台。这个栏目组的制作人员试图采访钱钟书先生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一共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所给的报酬是16万美元。对此，钱钟书先生丝毫没被打动，同样拒绝了。曾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对此，钱钟书先生不但不认同，反而在《光明日报》上称倘若这样做他反倒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了。
钱先生可谓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不为钱动，不为名动，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取得卓越成就，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曾在致钱先生逝世的唁电中说道：“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出世、入世，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具体到个人心态的简单问题，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不为尘世的名利羁绊，为所处的社会，尽己之力之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事业有成，方不虚度此生。如果在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将这样一份具有正能量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态度，作为前行的引导，相信苦不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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