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科建设的特色之路

罗布江村　刘　勇　万　果

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藏学”及其学科地位的讨论很多，有的着眼于传统学科的民族性、独特性和多样性，认为藏学不是一门单一学科而是学科群；有的着眼于现代藏学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特性，将其视为结构松散的独立学科。我们认为，关于藏学不应当拘泥于抽象观念而搞脱离实际的学科构建，即学科建设应具有现实性、开放性。

通常所说的“藏学”（Tibetology）概念一般认为是19世纪上叶由匈牙利学者乔玛提出的，它泛指有关藏族文化的学问，不强调它的独立学科地位。在实际的语境中，西方的“Tibetology”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一个内涵、外延模糊的子学科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学者们不论如何标榜研究的客观性、注重研究过程中的“我者”“他者”关系，但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固有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束缚，带有不可避免倾向性，所以，对于西方的藏学研究要批判地加以借鉴。

藏学学科概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藏族学科体系的批判继承，二是对西方藏学学科概念的批判借鉴，三是国内对藏学学科体系的大力建设。自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藏文创制和使用之后，从国外印度、国内于阗等地翻译了大量经典，自创作品不断涌现，藏学的古代学科初步建立起来。至13世纪前后，以医学、工艺美术学、语言学、佛学、因明学等大五明和语法、诗学、天文历算学、修辞和戏剧学等小五明为主的十明学科体系已经走向成熟，并在寺院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传承制度。除此之外，还有与今天的历史学、文学、音乐、哲学、伦理学、格萨尔史诗、法学、民间文学、兽医学、政治学、军事学、地理学、水利学等学科相应的研究。可以说，藏学本身的丰富性、开放性和现实性敞开了它与现代学术相互激荡、共同发展的空间，为我们不拘一格地发展藏学提供了启迪。

经过60年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的藏学研究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学科、选择性地借鉴国外藏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为藏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西南民族大学藏学研究发展历程

（一）初创时期（1951—1976）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宗教问题，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性质的民族、族群纳入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课题。建立民族院校，组织民族学专家、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培训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加强民族身份的识别、各民族社会性质的调查，尽快完成土改、民改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工作。初创时期的藏学教育、科研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西南民族学院于1951年建校之初就创办了中文系、政史系、干训部等系科，开设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哲学”“农村社会调查”等课程，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员和将前往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学院还开设了“民族语言”“历史”“民俗”等课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先后为藏区培训了近千名干部，仅在1954年、1955年，就约有300人左右。他们大部分分配到了阿坝州、甘孜州等地，为藏区的土改、民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走上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研究之路，如降边嘉措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成果。

除了教学以外，吴泽霖、李安宅、胡书津、阿旺措成、徐铭等一批学者积极地展开了藏学科研工作。他们深入藏区农牧民家庭、寺院中调查，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甘孜州社会调查》《阿坝州社会调查》《嘉绒藏区社会调查资料》等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藏族语言、历史、宗教和社会性质的研究，开了藏学研究为藏区现实服务之先河。

（二）全面恢复期（1977—1999）

1977年7月，西南民族学院恢复了高考制度，藏学的教学和科研进入全面的恢复时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学体制、机制不断完善。1977年至1984年，藏学的教学和科研隶属于语文系，设藏语文教研室，开设“藏语文法”“基础藏语”“藏文翻译”等课程。1984年语文系分为中文系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84至1992年间，设藏语言文学专业，与彝语专业并属于民语系。1992年12月后，民语系分为藏语言文学系和彝语言文学系，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研单位。1999年以后更名为藏学系，2003年再更名为藏学学院。

其次，藏学研究内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传统的学科专业经过改革不断走向成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设了“藏文文法”“藏汉翻译”“藏族文学”等应用性比较强的课程，满足了藏区对藏语文人才的需求。1979年以后，藏区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人才的专业性、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各地藏文中学、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为高校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提供输送了基础更好的生源。因此，藏语言文学专业对原有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历史”“文学史”“佛教源流”“佛教哲学”等新课程。此外，还先后增设过藏汉英旅游、藏汉双语行政管理、翻译、法律等专业方向。通过调整，完成了传统学科专业深化和专业方向多元化的转变。

第三，办学层次不断完善。恢复高考之初，主要培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同时也招收部分的大专生和自考生。1991年学校获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开设了藏语言文学专业方向，办学层次历史性地得以提高。此外，在民族研究所的宗教学硕士点也开设了藏传佛教方向。专业藏学研究不断拓展。

第四，藏学研究逐步走向正轨。这一时期，学校成立民族研究所、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在藏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

（三）跨越发展期（2000—）

2000年起，学校先后提出了“和合偕习、自信自强”的校训，提出“建立有特色、现代化、一流民族院校”的发展目标和“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抓住了中国高校大发展的机遇。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同时，藏学也开始了跨越发展，藏学教学、科研工作的外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藏学学科建设不断加强，藏学为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日益增强。

二、藏学学科发展平台的搭建

藏学、彝学、文学、历史等学科一直是学校的传统特色优势学科。为了促进其发展，学校对这些学科给予了政策倾斜。就藏学而言，改善了教学、科研环境，建立健全了学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一）优化了藏学院的管理、教学和科研机制

藏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搞好藏语言文学、藏汉双语等专业的本科、硕士生的培养工作。为了使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自2000年起让一些年富力强、学科结构合理、专业知识较强的人走上管理岗位；引进了一些专业人才，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力量得以加强。藏学院现有教师29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有14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5人。研究生比例61%，35岁以下100%硕士以上学历。高级职称比例61%，45岁以下教授、副教授比例33%，有两名博士生导师。目前，该学院教学、科研队伍的学历、职称、年龄、性别结构趋于合理化。除是一支敬业、责任感强的师资队伍，藏语言文学教研室是四川省优秀教学团队。

（二）成立西南民族研究院

2002年建立了西南民族研究院，承担社会科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任。目前该院有4个省部级基地、4个中心、8个硕士点。近几年，该院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教学、科研阵容，现有教职工56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5人、其余职称31人，博士学位19人、硕士学位21人。师资最后学历来源于校外者31人，其中省外学校19人。其中，有11位正教授、8位博士、6位硕士在从事藏学或与藏学有关的科研、教学工作，具有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人口学、民族经济学等学科背景。

经过不断地调整，西南民族大学的藏学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初具规模，从编制数量、学历、职称以及知识结构方面都趋于合理，在藏学研究领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三）文献中心和博物馆的建设

民族文献中心藏学馆、民族语言中心的藏文信息研发、康藏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等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平台。藏学文献馆初建于2003年9月，现藏有各种版本和手抄本的藏文文献13000多函，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这些馆藏的文献不乏极其珍贵的孤本、手抄本。2007年，美国文献学家金·斯密斯先生将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收藏的数万册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无偿地捐赠给了民族文献中心。这批文献是迄今藏文文献最齐全和最权威的收集之一，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为流失少数民族文献、文物回归祖国起到了模范作用。

1952年9月，学校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1953年，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到学校主持民族文博工作。1955年，民族文物陈列室更名为民族文物馆，2009年划归西南民族研究院管理。该馆下设的藏传佛教经堂馆、藏族馆是从事藏学教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平台。经堂馆藏有刘文辉生前捐赠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稀世之宝；藏族馆则以多种形式展现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精华。

（四）研究方向的设置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文献学等硕士点开设有藏学或与藏学有关的方向，研究成果逐年递增。政治学院的中国哲学、艺术学院的少数民族艺术等硕士点也分别开设有藏传佛教哲学、藏族手工艺研究等方向。此外，成人教育学院开设了藏语言文学专业。

（五）学术刊物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1979年创刊以后，学术声誉日隆，现在是CSSCI期刊。此外，《民族学刊》杂志2010年开办，划归西南民族研究院管理。二者都是发表藏学研究成果、宣传校藏学的重要窗口。

（六）学术交流平台

学术交流是保持学科生命力的关键。学校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大力支持各院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在藏学方面，一是支持教师以访学、读学位、留学、参加学术会议等形式更新知识结构；二是支持单独或联合举办学术会。2006年6月西南民族研究院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办“首届康藏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9月又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办“驻藏大臣与西藏边疆研究学术讨论会”；今年又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办“第二届康藏文化研究论坛”。藏学院多次举办“高校藏语文教学研讨会”。

三、办学层次与学科建设

我校藏学研究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传统的藏学研究、二类是与现代各学科交叉而形成的研究。其教学和科研任务主要由藏学学院和民族研究院承担，在学科建设上各有侧重。

（一）藏学学院的办学层次与学科建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下的藏语言文学专业一直是传统特色学科，招收本科和硕士；2008年增设了逻辑学硕士点，侧重因明学；2010年增设本科藏学专业。近年来，本科、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有所扩大。

藏语言文学一直是西南民族大学重点建设的学科，是国家教育部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四川省重点学科之一。本科开设藏语言文学、藏汉双语行政管理、藏学等三个专业方向，研究生开设藏汉翻译、文学、语言学三个专业方向。近五年来，对这些学科进行了调整，学科结构更加科学化、课程设置更加系统化，开设的课程除藏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外，还涉及藏族历史、宗教、医学等、因明学、五明概要、藏族简史、佛教哲学、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等，学科优势和特色更加明显。

该院200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的逻辑学是哲学学科的二级学科，这是全国第一个以藏传因明学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点，开设因明学、因明与西方逻辑比较两个专业方向。在教学手段上，藏语言文学、逻辑学等专业的课程都全部实现信息化教学，多媒体授课率达到100%。“藏传因明学”课程于2003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被列为省级精品课程，今年又被四川省教育厅推荐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力争为我校实现国家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

近年来，藏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建设方面做了力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同类院校中居于领先地位。首先，省级精品课程“藏族文学史”“藏族历代名著”“五明概要”“因明学”“藏文文法”“敦煌文献”，校级精品课程“藏语方言概论”“大学汉语文”“藏族传统哲学思想”“佛教哲学”等多媒体课件率先在全国同类民族院校本科教学中运用。其次，对传统教材进行修订，重新编写部分专业必修课程教材，已出版《藏族历代名著选编》《翻译理论基础》《基础梵语》等12部教材。其中《基础梵语》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藏族当代文学简介与批评》《基础梵语》也多次被同类兄弟院校采用，获得好评。

（二）西南民族研究院的办学层次与学科建设

西南民族研究院有民族学、民族经济等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1个省（部）级重点一级学科，5个省（部）级重点。它们都设置了相关方向。在民族学博士点开设有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藏区社会发展两个方向；民族经济点也开设有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等。今年，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已经获得成功，博士点的二级学科将继续做一些调整。在硕士点中，宗教学开设了藏传佛教、苯教等研究方向；民族文献学科设有藏学文献与藏学研究、藏族古代学科体系等方向。此外，在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硕士点下开设有藏族历史、藏族工艺学、历代对藏政策等等主要课程。

西南民族研究院在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方面，突出了“重基础、精专业”的原则，各博士、硕士点进行了教学改革，由校内稳定的核心教师队伍完成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外聘知名专家学者开设讲座及部分专题研究课程。该院在藏学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发挥师资队伍学科知识结构合理的优势，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藏族史学、藏族传统工艺学、藏族文献学、藏传佛教和苯教研究、藏区社会经济发展、藏区社会和谐与稳定、藏族民俗文化研究等领域，运用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撰写了大量论文及专著。这些研究成果成为藏学专业相关方向的学生学习、研究的重要支撑，成为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西南民族大学的藏学学科建设已经由注重传统学科转变为传统、现代并重，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等多维多向发展；办学层次完备，从博士、硕士、本科、成人大专、中专等应有尽有；教材建设和使用趋于灵活多样，藏学学科建设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四、藏学学科建设的社会贡献及其意义

（一）人才培养

1．藏学学院人才培养

学校藏语言文学专业50多年中，共计培养2000余名本科生，其他各类学生4000余人。近年来又开始培养研究型人才，招收硕士研究生120余人。近十年来，不断向社会输送有关藏学方面的优质专业人才，西部地区不少用人单位每年都从我校招收优秀毕业生，如国家安全、国防公安、民族教育等国家机关单位，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5%以上。毕业生热爱藏民族文化，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能够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研究、翻译、文秘等工作。在毕业生中，涌现出了许多对藏区社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近年来，还以短期培训的方式，为政府的武警、公检法、宗教、文化等政府部门的干部作了语言、文化培训，深受有关部门的好评。

2．民族研究院人才培养

西南民族研究院成立以来共招收硕、博研究生424人，其中硕士生357人、博士生67人。有硕士生137人、博士生16人毕业。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9年开始招收了第一届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二）科学研究

西南民族研究院成立以来共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项，“十一五”期间，承担国家级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42项，厅局级及国际国内合作项目36项，横向科研项目8项，发表学术论文209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不含教材）41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9项。其中，将近50%的项目和成果属于藏学。

藏学学院研究实力雄厚，在藏语康方言与嘉绒方言、藏传因明与逻辑学、藏族现当代文学评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近年来，主持国家级课题10项，省部级课题16项，厅局级课题20项，参与其他课题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包括合著）2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教材12部，获省部级奖8项；校级奖12项。科研成果获得校级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项，四川省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民委调研报告奖1项。这些研究成果，对藏学学院的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藏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校有一批学者在各自的领域为藏学研究事业辛勤地耕耘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藏族文化艺术和手工艺方面，杨嘉铭教授出版了专著《西藏绘画艺术欣赏——八邦寺珍藏〈噶举金鬘〉唐卡赏析》《西藏格萨尔图像艺术欣赏》（上、下）、《康巴唐卡――藏传佛教艺术吉祥瑰宝》；根秋登子教授的《藏族传统美术概论》2010年获“珠峰奖”二等奖；张建世教授有《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研究》面世。在藏族史学研究方面，杨铭教授的《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秦和平教授的《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有较大影响；在藏族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方面，有张建世教授的《西藏佛教史考》（合译）、《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合著）等。在藏学和藏族文化研究方面，王启龙教授的《八思巴评传》《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藏族文化简论》《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译著）、刘勇教授的《嘎托金刚寺志》《鲜水河畔的道孚藏族多元文化》（合著，排名第一）、《四川藏区的民俗文化》、同美教授的《嘉绒藏族的历史与文化》《藏族文化新探》等受到学界好评。在文献研究方面，奔嘉教授整理出版的《木盖桑木丹全集》《更登群批全集》《伏藏宝典目录》等等颇有代表性。这些研究成果对藏学研究、教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社会服务成就

1．直接参与了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

我校多个学院直接参与了藏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项目，为广大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民族研究院西部大开发研究所、经济所、民族经济博士点等的专家，多次承担藏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重大项目；旅游历史学院院部分专家承担了国家旅游局援藏导游人员的短期专业培训，还为学校合作方红原县完成了两个旅游规划——一是《红原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的修编，二是旅游牧场景区规划。生命科学院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基地虽然建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正在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实现综合治理而发挥作用。

2．保护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政策

民族研究院民族文献中心、民族文博中心建立之后，学校给了教辅编制、每年有专门的经费预算用以采集文物、文献，其中民族文献中心藏族文献馆、民族文博中心的藏族馆、藏传佛教经堂馆等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献、文物，成为保护和研究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宝库。这两个中心建立以后，发挥了窗口作用，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其中不乏国内外政要、学者，他们为馆藏的文献、文物所震撼。这不仅宣传了民族文化，同时也宣传了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保护政策。

3．对藏区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我校藏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对时事热点问题的研究，对于制定藏区管理政策，促进藏区的社会和谐稳定起到很大作用，如由我校学者主持的关于藏区人权问题的研究、“3· 14”事件调研、对白玉亚青寺、色达五明佛学院等问题的研究报告，曾经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有的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此外，我校学者主持、参与了大量藏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课题，这些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此外，我校培养的大批通藏汉双语的本科生、毕业生，由于专业基础扎实，政治素质过硬，被招收到公安、国安、武警、法院等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工作，有的已经成为部门领导，为藏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到目前为止，藏学的学科地位是不清晰的，在我国主要管理部门的学科目录还没有列入藏学。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藏学的发展。藏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要注意传统文化、学科的现代化，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适应，必须学习借鉴国内外新的理论和方法，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的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型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加强藏学学科群的建设。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