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择教师职业到献身人民教育事业

康绳法

我是一名教了一辈子书还嫌没有教够的、退休多年的教师。回顾我的执教生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选择教师职业到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历程。按时间顺序，大体有五个阶段。其中，前一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四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前立志“学以终身，教以终身”，

自觉选择教师职业

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呢?概括地说，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包括教师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启迪我选择了教师职业。具体说来，早在高中时期我就学过一些经史百家古文经典名篇，开始同传统文化有所接触。进入大学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后，我更是专门与国学和传统文化打了多年交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时，以孔夫子为杰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对我影响越来越深。特别是他那“修己以安人”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我尤为仰慕。于是我越来越坚定了选择教师职业，立志“学以终身，教以终身”，试图一边探索改良当时社会的道路，一边通过教书育人为改良当时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正是抱着这种善良的愿望，一出学校，我就在家乡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教了一年多书，家乡就解放了。

“十七年”脚踏实地，走上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

所谓“十七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的十七年。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走上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的呢?概括地说，和我一样从旧学校留用下来的教师，都是在党的教育指引下，经过长期的磨炼，才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乃至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的。

具体说来话就长了。拿我来说，我的家乡四川犍为是在新中国成立稍后才解放的新解放区。我还记得党和人民政府接管旧学校时，原有教师一律留用，当时又叫“包下来”(暗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反动分子自然是要清除出去的)。这就给我们安排了在新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岗位。然后组织我们通过理论学习、业务实践和接触工农，逐步摆脱旧社会的不良影响，以适应在新社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需要。我也记得那时学习理论，着重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共产党，认识新社会，以及学习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业务实践自然是学习并遵循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青年学生。接触工农，除利用课余时间到工人夜校上课(我就去教过算术课)，带领学生到郊区附近农村扫盲以外，还适时参加一些支农劳动，以及“参观土地改革”，与农民一道进行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1952年春以前，乐山地委还利用每一个寒暑假组织全地区中学以上教师到乐山集中学习。结合我们平时学习实践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家总结各自的思想收获，交流彼此的经验体会，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这种集中学习使我深受教益。其中，使我终生难忘的则是“服气不服气”大辩论。

所谓“服气不服气”大辩论，实质上就是引导大家用平时学习的基本理论，分析社会实践中目睹耳闻的事实，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正确认识共产党和新社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摆事实，讲道理，分清大是大非，“服气”的事越来越多。比如，把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蓬勃朝气、革命锐气和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与国民党党棍官僚(国民党人和官吏中，少数廉洁奉公、比较正派的除外)的乌烟瘴气一比，令人服气!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清匪反霸等一系列斗争，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邪恶势力，改造了流氓懒汉，一正压百邪，社会治安空前良好，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令人服气!在农村，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民生凋敝的景象相比，令人服气!还有，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随心所欲地欺压中国人民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节节败退，打掉了其嚣张气焰，捷报频传。这更是不但令人服气，而且大长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志气!

这次“服气不服气”的大辩论，可以说是我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茫无所知的知识分子，正确认识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以后，“服气”的事层出不穷。例如，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同时，共产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条件下，经过三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恢复了经济。之后，又顺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等。这使我越来越自觉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越来越坚定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作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及时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对我来说真的是莫大的鼓舞。它激励着我义无反顾，在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岗位上沿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不断前进。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我走上献身人民教育事业道路的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外，还有别的因缘。1952年暑假参加川南思想改造学习之后，我从一所完全中学(犍为一中)调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犍为师范)工作了六年，负责教导工作。教育者先受教育。在对学生加强热爱教师职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培养学生忠诚人民教育事业信念的业务实践中，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信念，也就是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信念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于是我走上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光明道路。我那“教以终身”的夙愿，也由此得到了升华。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严峻考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教育阵地是重灾区。新中国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广大人民教师蒙受了严重的伤害。且不说“停课闹革命”期间，整个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校内校外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大打派仗，甚至由“文斗”发展到长达56天的、在全国范围内最先爆发的乐山“武斗”。学校也卷入进去。就说“复课闹革命”以后的一些情况吧。“武斗”制止以后，“解放军宣传队”和“工人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建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后，先是好不容易动员高初中1966级、1967级、1968级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从1971年秋季开始招收初中新生把课开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开展正常的教学教育工作已是困难重重:一是教师的威信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二是学生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又普遍偏低，而且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学习积极性不高，无纪律、无组织倾向相当严重;三是在教师中没完没了地开展“大批判”，这对教学工作也是一种干扰。仅此数端，已经弄得教师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以我为例，教两个班的语文，兼一个班班主任。学生在校时，除了自己上课外，随时随地都得提防和处理学生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学生放学后，又要做没完没了的家庭访问，争取学生家长的配合和支持。还得搞“开门办学”，东奔西忙。晚上归来，更不得不挖空心思硬逼着写大批判稿。因为“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敢冒态度有问题的风险呢?最后，才轮得上说备课。这都搞得我们手忙脚乱，难以应付。更严重的是，“四人帮”还一再兴风作浪，给我们的工作制造麻烦。略举数端:一是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他们把一个交白卷的“小丑”捧上了天，于是“文盲加流氓”成了“英雄”，而“学问越多越反动”。这就加重了“知识无用论”对学生的毒害。二是在教师威信几乎扫地的情况下，他们别有用心地掀起批判“师道尊严”的恶浪，使学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恶性膨胀。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一次上课，下课铃响了，我已经准时宣布了下课，正在收拾教具，准备离开讲台。一个学生急匆匆地从我背后冲出，撞了我一下。我回头看了看，他不仅毫无歉意，反而冲着我说:“好狗不挡路!”三是他们给知识分子扣上“臭老九”的帽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等之下的第九等，踩到社会的最底层。更有甚者，他们制造了“两个估计”的言论，胡说什么“十七年的教育阵地基本上是黑线专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新中国前十七年的教育事业吗?是谁在教育阵地代表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呢?岂不是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教师吗?十七年来为社会主义社会献身教育、教书育人的广大人民教师，竟然成了人民教育事业的罪人!幸亏在“四人帮”制造“两个估计”的会上，周恩来表明了“十七年的教育阵地还是红线照耀嘛”的正确观点，对“两个估计”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抵制。这才使我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成绩，从而受到了鼓励。但是，说实在话，又是“红线照耀”，又是“黑线专政”，在当时，像我一样的许多教师实在是困惑不解。因此，直到打倒“四人帮”，“两个估计”仍然是束缚我们广大教师的沉重的精神枷锁。由此可见，即使在“复课闹革命”以后，广大教师仍然不可避免地日益陷入“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困境。好不容易才熬到“四人帮”垮台，迎来教育阵地拨乱反正的春天。广大人民教师在经受十年严峻考验之后，重新焕发出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极大热情和干劲。

新时期专心致志，献身教育，教书育人

1976年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一个崭新的时期开始了。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教育阵地的拨乱反正随即提上议事日程。不久，中央恢复高考统一招生的信息传来，同时，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向科学进军的诗篇《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都使我深受鼓舞。于是在1977年国庆来临的喜庆日子里，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七律《国庆感怀》用以自励:“放歌一曲写心声，‘四害’诛锄大愤平。破帽摘除‘臭老九’，荣名恢复好园丁。甘将心血浇花朵，庶竭驽骀効薄能。但得迎来现代化，不辞枯槁尽余生。”这正好倾吐了胸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心甘情愿奉献全部残年余力来教书育人的真情。就在这年11月，教育部一边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统一招生，一边又以大批判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阵地的一场大辩论》这一重要文章，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教育阵地拨乱反正的序幕从此拉开了。我在参加了乐山考区的高考语文科的阅卷工作之后，又和广大同行一道扬眉吐气，狠批“两个估计”，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新中国教育历史恢复过来，把他们强加给广大人民教师的精神枷锁彻底砸烂。我于是情不自禁，饱含热泪写下了统名《抒怀》的七律两首:其一《诉衷情》:“狠批‘估计’赋新诗，喜诉衷情热泪随。向日葵心明素志，逢春枯木发青枝。犹思跬步能千里，漫道余年有几时。苦战攻关今日事，红专道上莫迟迟。”其二《赠老友》(用姚雪垠七律《赠老友》原韵，老友为大学及研究所同窗好友邹君联琰，成都六中教师):“多士扬眉批‘估计’，一朝桎梏化飞灰。放怀大笑妖氛豁，奋臂高挥干劲来。皓首相期共驰骋，壮心未已莫徘徊。园丁不解栽培苦，造就真才亦快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献身人民教育事业、教书育人的热情，在我胸中越烧越旺，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

乐山师范学院的前身乐山师专草创阶段的乐山教育学院高师班，就是在恢复高考统一招生制度首届招收1977级新生后创办的，于1978年夏天开学。其时，我从乐山一中调来高师班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当时机构不健全，尚未成立系)，并主讲古代文学，其间亦兼授古代汉语。那时，我一边为得到专业对口的教书育人岗位而庆幸，一边又为所教学科极为尖锐的青黄不接的问题而担忧，更恨不得把浑身力气通通使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明确肯定“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搞好教育的依靠力量”。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劳动者”“整个社会应尊重教师”。这就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来了个拨乱反正，恢复了人民教师应有的尊严。文科教学和科研领域也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再也不用担心被扣上“厚古薄今”之类的帽子了。国家为教师充分发挥才智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所以，尽管学校处在艰难起步的草创阶段，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但广大教师却很少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一心扑在本职工作上，专心致志，教书育人，埋头苦干，全校师生员工一道艰苦创业。略举数例如下:

其一，初来高师班时，我的健康状况相当差，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但我仍然坚持工作，一边抓紧治疗，一边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终于战胜了疾病，丝毫也没有耽误工作。

其二，据统计，按照当时师专教学计划规定的课时，从1978年9月到1981年7月，我分内上课的总课时已属语文教研组各科教师中最多的。此外，我还自愿在计划外每周安排两课时，先后为1978级和1979级学生讲授古文名篇。大家知道当时无论上课再多，也不会多拿一分一文的课时费。

其三，从1979级开始，为了给学生学习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打好基础，我在教先秦文学时，一直要求所有学生必须背诵一万字左右的经典作品，始终坚持亲自检查每一个学生每篇作品的背诵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当面及时给予个别辅导。这样一学期下来，至少要在课外花费250个小时，相当于30多个劳动日。这些自然都是义务工了。

其四，一次暑假，学校工会组织30年工龄以上的教职工去昆明旅游。为了抓紧时间自编古代汉语讲义用作下学期教材(当时师专没有通用的古代汉语教材，由各校教师自编讲义进行教学)，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旅游的机会。

其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调工资，只给部分职工提高工资。我把提工资的机会主动让给了别的教师。

其六，四川省教委给了我校一个去北戴河疗养的指标。学校提名我和另一位教师，由全校教职员工民主评议评定一人。我当众明确表示“现在还不是我疗养的时候”，主动放弃了候选的机会。结果自然是不经评议就由另一位教师前去疗养。

如此等等，是不是有点儿傻?但我却至今不悔。

1984年校先进工作者合影(前排左1为作者)

1984年入党后，我更是坚持埋头苦干，作一颗小小而坚硬的铺路石，铺向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万里征途上。于是我在1985年的七律《首屈教师节感怀》里写下了“此身容作硁硁石，铺向康庄万里程”的尾联。我于1988年退休，1989年暂离讲席，可还是念念不忘那三尺讲台。因此，在1989年的一首自寿的七律里，我情不自禁地吐露了“梦魂犹系讲坛上”的心声。

事有凑巧，1990年上学期康定师专正缺一位古代文学教师，希望我校支援。我幸获机缘，欣然应聘前往。首途之日，恰好是我67岁生辰。我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七律一首《首途兼自寿》，倾吐了我梦想成真，有缘重登讲坛得献余热的喜悦:“六旬有七今初度，千里风尘始就新。白首相随烦老妇，青春做伴送征轮。讲坛寻梦终非梦，笃志求仁信得仁。留得余年余热在，不辞奔走献吾民。”我在康定师专只教了一个学期。为时虽短，且被视为“客籍教师”，但重返讲台的喜悦、教学相长的乐趣、同学们亲师敬业的精神，却激励着我一如既往，以主人翁的态度，专心致志，教书育人。

关于“主”和“客”的问题，还有一个小故事，不妨提一提。一次康定师专中文系党支部书记陆先生，上海人，称我是“客籍教师”。我就同他进行了“主”和“客”的讨论。我说:“你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不远万里，离开家乡上海，来到四川，支援我省教育。我是四川人，按理说来你才是‘客’，我才是‘主’。不过，我俩最好还是不用分谁是‘主’，谁是‘客’。来到这个学校工作，就都是学校的主人。”这位陆先生也就无话可说了。在这短短的一学期，我在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上，经受了新的锻炼和考验。

从康定师专回来后，适逢我校新开了一门“教师职业道德”课程。一时师资力量不足，我又欣然应我校政治教研室之聘，教了四五年这门新开的课程。我在兢兢业业，边学边教，言传身教(用自身执教的经历和感受现身说法)之余，还设想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师德传统进行一点探讨。可是，这门课程在1995年春停开，我终于怀着“教以终身”末了之情，惜别了魂牵梦绕的讲坛。那时我已经72岁了。

没完没了的“教以终身”之梦，“忘年交结对活动”及其余

1995年惜别讲坛后，我曾经一度为找不到了却“教以终身”未了之情或者说延续没完没了的“教以终身”之梦的合适方式而苦闷。2002年4月，乐山师范学院关工委开始组织离退休老同志与大一的一个教学班结成对子，开展“忘年交结对活动”，自愿参加，以便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优势和余热，协助学院和系两级在加强青年同学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以及中华民族、中国革命两个传统教育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当时按虚岁我已步入80高龄，可我还是渴望在自己脑瓜子尚未昏聩、腰板子也还硬朗、嗓门子依旧响亮的有限余年，成为青年同学们的“益友”，为培养未来人民教师做一点拾遗补阙的事，延续我那“教以终身”之梦。从2002年4月到2009年7月，我与中文系及后来的文学与新闻学院(文新学院)中属于师范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从2001级到2008级8届大一的一个教学班结成过对子，开展“忘年交结对活动”，并摸索出一套和年轻朋友交往的方式。

其一，开好见面会。在和全班同学初次见面的会上做必要的自我介绍，讲明学校组织“忘年交结对活动”的意义、自己对开展活动的设想，并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其中，我参加首届“忘年交结对活动”与结对班同学在课堂初次见面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告别讲坛多年之后，又有缘和青年同学欢聚一堂，我仿佛有重返讲台之感。会上师生袒露胸怀，赤诚相见，虽则先生后生，悬隔一轮花甲(我于1923年出生，同学们则大多出生于1983年)，而讲学辅仁，不乏共同语言(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朱注释之曰:“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我约取其文义)。会后欣然命笔感赋七律一首以志不忘:“忘年相友却同庚，花甲相悬恰一轮。嘉会融融初见面，赤诚款款互交心。老师倾吐育人愿，弟子纷陈敬老情。讲学辅仁来日永，何分耄耋与年轻。”

2008年85岁的康老畅谈从教心得

其二，尽早安排一次面对全班的专题讲话，以同行的老年朋友的身份和年轻朋友谈心，畅谈自己从选择教师职业到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教师职业的崇高和责任的重大，并叮嘱他们进入大学乃是人生历程的新起点，必须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新的学习任务，承担重大的历史使命。

其三，利用双休日轮流深入寝室和同学们促膝谈心，就他们关心的学习、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全班十来个寝室，每学期至少去一次。也有一些同学到我家来访的。

其四，深入课堂听课(古代文学、思想道德修养、古代汉语)，与同学们共同学习，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必要时还检阅他们的作业)，以便有针对性地就学习的问题同他们交流。这样的听课，一个学期有时多达38次，76课时。自然也不妨与授课老师忘年相交，甚至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配合他们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其五，必要时参加班上其他集体活动。

在这一系列和青年同学们忘年相交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建立了相当真挚的友谊。这从一个结对班2006年在我生日送给我的一本纪念册上同学们的留言就可以窥见一斑。这些留言除一般祝贺生日的言辞外，还留下了异常珍贵的、浓浓的友谊。现择要摘录如下:“您是我很佩服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看到您我就会想起我的爷爷，就会想念他。在我心里我会把您当作我的爷爷。”“您就像我已过世的爷爷般亲切，我会在心里把您当作我的爷爷的。”“能认识您，并和您成为忘年交，是我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教以终身，学以终身’，我决定向您学习。”“您教导我们要‘教以终身，学以终身’，您就是我们的榜样。”“我感谢康老师对我们的关心，更敬重康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事业的奉献。”“在您的谆谆教诲下，我会努力学习的，您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您的精神鼓励着我，是您让我们明白了‘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古代文学课您都要去听，一直都一样。其实在您身上，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而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坚持。”“您虽然80多岁了，可您仍追逐在知识的海洋。您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不断追求进步。”“很高兴和您成为忘年交，我们全班都感谢您在我们大学生活中对我们的关爱。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您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些感人肺腑的留言就是年轻朋友们发给我的最珍贵的奖状。因此，我把那本纪念册珍藏至今。

八年来，在和历届青年同学忘年相交的活动中，我力争成为他们的“益友”，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同时，无论是深入课堂、深入寝室，还是参加其他集体活动，都得在我们丘陵起伏的校园里爬坡上坎，来回奔走，这也是寓锻炼于生活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在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基础上得到了最大的老有所乐，也让生活更为充实。可惜由于听力急剧衰退，与人交流障碍越来越大，我不得不在2009年7月终止了“忘年交结对活动”。不过，就在2009年上半年学校开展共产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通过学习，我对八年来参加“忘年交结对活动”中所接触到的，主要是大一新生教学教育工作相关的点滴情况和问题，做了一些认真的思考，并于5月5日写出一份《学习思考书面汇报》，向学校党委提出一些建议，供领导参考。这就算是我八年来参加“忘年交结对活动”的总结吧。

终止参加“忘年交结对活动”，并不意味着“教以终身”之梦就此结束。只要我校文新学院同学来访，我都乐意与他们忘年相交，力争成为他们的“益友”。甚至中学生、小学生，只要主动上门问学，我都来者不拒，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要求。2013年暑假，正值伏天，我还欣然接受一家亲戚的初中娃娃来我家补课长达十天以上，与其说由我专门辅导她补习数学和语文课程，不妨说我那没完没了的“教以终身”之梦仍在进行中。

在此，不妨捎带提一提我那“学以终身”的没完没了之梦。2010年，我将三十多年的诗文杂稿编订为《教学拾遗》《先秦诸子散文讲析举例》《温故杂稿》《习诗存稿》各一卷，统名《讲坛余沈》的四卷本。2013年年初又将其后新作合编为《讲坛余沈续编》一卷，连前四卷成为《讲坛余沈》五卷本。最近又将收入《讲坛余沈续编》的诗文以类相从，分散归入前四卷，并对旧稿做了必要的删改，编定为《讲坛余沈》四卷修订本。其实我那“学以终身”之梦也在进行中。

回顾我执教的一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我的执教生涯实质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指引下，把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革命光荣传统相接轨，在两个传统熏陶下，从选择教师职业到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历程。而这又是没完没了的终身之梦。

在这里我还要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多说几句。我以为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的核心就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承担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他们所说的“天下”，就是他们心目中大一统的中国和全中国人民。因此，这个传统实质上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它蕴涵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及为此理想信念而献身的高度自觉性。它是孔夫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孔夫子怀抱修己安人的理想，修行明道，以游海内，为将那个动荡不安的无道的社会拨乱反正，不懈地追求。他还以传承以周文王为代表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培养改良社会的人才。之后，孟子“悲天命”(实指历史命运)、“悯人穷”(同情“憔悴于虐政”之下的人民)，以“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自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立生生不息的仁心)，为生人立命(建立人类社会思想行为的规范)，为往圣继绝学(继承面临中断危机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开创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这个优良传统的光辉体现。这个传统一与社会主义信念相结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革命光荣传统相接轨。我对此是有切身体验的。

结语:七律《九十抒怀》

行年九十将何事，没齿难忘两誓言。教以终身情未了，学而不已志犹坚。沉潜国故寻传统，乐育英才念夙缘。休说老来天佚我①，晴空夕照自红鲜。

注①:《庄子·大宗师》:“夫大块(按指天地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把“佚我以老”一句反其意用之。

作者简介

康绳法近照

康绳法副教授，1923年3月出生，四川犍为县人，1988年7月退休。

20世纪40年代，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及文科研究所。

1948—1978年，在犍为、乐山市中区两地中学、中师和乐山专科学校执教，担任过教导主任。

1978—1988年，在乐山师专中文系主讲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退休后，受聘担任高校教学工作多年，积极参加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著有《讲坛余沈》四卷，依次为《教学拾遗》《先秦诸子散文讲析举例》《温故杂稿》《习诗存稿》。其中不少论文曾先后在《乐山师专学报》《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