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特点

3.6　国外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特点

了解国外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最新发展和开展的活动，对我国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从前文的各国战略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18]。

1.目标多元化。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涉及多方面内容，数字信息资源的采集、保存、存取、利用、配置都可以成为制定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目标。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导致了国家在制定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时的目标不同。对欧美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互联网的接入已经普及了，数字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了，因此，美国数字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对数字信息资源的保存和管理。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奥地利，由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还在建设之中，信息通信技术尚不发达，因此，国家数字战略的重点是互联网的接入性、互操作性、开放接口、国际认可标准的采用、技术中立、安全、透明度和可扩展性等方面。

2.体系趋同化。纵观国内外诸多战略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内容体系方面表现出共识，不同国家对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流程和主要内容大体是相同的，一般都涉及数字信息资源的收藏、保存、存取、利用等方面。特别是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战略一直是战略研究的重点，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于数字信息资源生命周期中的其他阶段，如收藏、存取、利用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从而，国家层次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体系将更趋理性。

3.视角全面化。国家数字信息资源战略作为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全面、长远、根本性的重大谋划，其基本的视角是宏观的。然而，随着战略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宏观问题的微观视角也得到重视，战略研究逐渐增强了实施性、政策性和经营性内容。例如，我们可看出各国数字战略的出发点呈现出广泛性的特点。既有从社会角度出发，创造数字社会的长远目标（如新西兰的“数字化未来”战略），又有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着眼于商业领域的数字资源（如美国的“商用数字信息资源选取与保存理论与实践报告”（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Electronic Resources，2001））。

4.组织机构多样化。由于数字资源，目前各国还普遍没有设立统一的国家管理机构，但从各国战略实践来看，传统的保存机构——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主要的制定者。同时，其他一些存储数字信息资源的机构也相应地制定了各自领域的数字信息战略。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早在1996年就制定了《澳大利亚电子出版物的国家战略》，当时的重点是放在光盘文献上，随后启动了关键的数字保存项目PANDORA（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of Australia），目前已经建成用户可以直接访问的国家联机出版物知识库。澳大利亚图书馆认识到长期存储互联网上重要的联机出版物远非单个图书馆可以完成，因此联合了7家洲级图书馆形成了分布式的保存网络——国家模型，PANDORA站点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图书馆以外，一些数据库提供商和非盈利信息服务机构如美国的OCLC也开始涉足数字信息资源领域，成为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新生力量。

5.运作模式合作化。国外数字信息资源战略以国家规划为主，吸收私营企业参与。这是因为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发展如果以商业模式运作，必须具有足够的商业激励因素存在才可以驱动团体和个人从事这项活动，形成相应的市场。但在目前，这种激励因素远不能超越数字资源建设所需的巨额费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着眼，国家必须在数字信息资源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如国外的重要项目NDIIPP、PANDORA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资助。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其他机构能参与到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中来，共同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许多私营出版机构、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也资助了数字资源项目。如英国的CEDARS项目是由JISC资助建成的，2000年，ELSEVIER公司与YALE大学图书馆签订了后者长期保存前者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的协议。

6.最后，国外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还体现出创新的趋势。纵观国外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研究从内容到形式就一直在力图创新，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个领域专家的参与，广泛借鉴其他国家关于战略研究的理论与经验。例如加拿大LAC在制定数字战略时，多次召开了专家会议，这些参加会议的专家包括：数字信息的创造、生产、发布者，科研团体，数字存储部门（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版权管理机构，大学和教育机构等。这种做法使得数字战略能建立在公众接受和实践操作基础上；另一方面，战略研究者在创新方面不遗余力，这种创新对于战略研究的发展无疑是积极的，内容的拓宽、方法的变革、视角的转换都将为战略研究方法论的进一步完善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