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教育的加强

第一节　官方教育的加强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世治宜用文”的道理。他说：“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为此，他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2]的文教政策，积极发展官方教育，加强思想控制。

一、完善府、县两级的儒学体系

1.府、县学的普遍设立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发布兴学令，“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至道”，并规定府学设教授1人，州学设学正1人，县学设教谕1人，生员的数量是“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3]。宣德元年（1426），规定增广生之名额，在京府学60人，在外府学40人，州、县学以次减之。

据此，宁波府设1座府学，5座县学。府学于洪武元年（1368）建立，后历经数次修缮，位置在宁波城内西北隅，在府治北鉴桥西面。当时，府学还另设医学内外两科提领。洪武十五年（1382），于府学明伦堂立“卧碑”，揭示学规和禁例十二条，严厉约束生员。洪武十七年（1384），改设医学正科。同年，在府学东面建阴阳学。

按照规定，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司吏1名。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司吏1名。生员规模是府学40人、增广生40人、附学生员不定。县学减半，即生员20人、增广生20人、附学生员也不定。额定生员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食米六斗。

与以往官学不同的是，明代的官学加强了与科举的联系，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学生只有经过官学组织的科考，合格者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因此，士子只有进入学校并通过科考才能最终到达科举的顶端。

不过，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出现危机，国家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大大地削弱，致使官学不振，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宁波当时的读书风气亦随之大变，“土苴经籍，弗略其畺，惟市肆科试之文是诵是肄，澡德禔躬之术多所放黜，甚或朋淫游宴，闯官府以关说短长，而风斯下矣”^[4]。时地方官员对教育监管亦有放松，如嘉靖七年（1528），有人批评时任宁波府学的教授陆奎章“督责甚宽”，陆奎章竟答曰：“此渔士之囮，吾耻为之。吾与诸秀敏者，朝夕肆肄，即不能者可勉，他何为哉！”^[5]

2.地方官对教育的重视

在政治、教育一体化前提下，地方官是否重视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教育的兴盛很是关键。“知府秩高而禄厚，有吏卒刑禁之盛其上，故人畏而敬之。教授秩卑而禄薄，无吏卒盛令，徒以礼仪化诸生，故人狎而易之。”^[6]幸运的是，宁波府历任地方官对府、县学的管理极为重视，在任职期间，不仅亲自督学、讲学，还热心修缮、扩建学宫，并解决儒学经费问题。

据记载，郑珞为宁波知府时，每当处理完公务，就到府学明伦堂“与诸生质难可否，奖其良而惩其不率”^[7]。弘治年间（1488—1505），宁波知府伍符常到学校，“稽生员之勤惰而劝惩之”^[8]。正德十三年（1518），宁波知府寇天叙理政之余，宣讲理学。

各地知县也是以不同方式鼓励诸生好好学习。正德元年（1506），定海知县陈轼“尤加意学校，每月给油炭，以资肄业”^[9]。嘉靖十三年（1534），慈溪知县王德溢礼贤下士，振兴学校。隆庆六年（1572），象山代理知县周光镐捐献月俸，购置图书，入藏县学，以补县学图书不足之需。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597—1600），奉化知县樊毂“作兴文学，时引青衿子弟，设俎豆，陈经术，旁及艺文，讲贯不辍”^[10]。

每一任地方官上任之初，往往还会大兴土木，修缮学宫。洪武十九年（1386），知府李仲文“兴学校，建明伦堂、尊经阁”。永乐十一年（1413），通判樊磐等人带头捐俸银，集资重修府学。后来，府学于正统元年（1436）、天顺八年（1464）、嘉靖三十六年（1557）、万历四年（1576），分别由宁波知府郑珞、张瓒、张正和和周良宾重修，使其气象一新。

各地县学也在地方官的重视下，加以整修。天启年间（1621—1627），定海知县顾宗孟“榷关税，得额外羡五百余金，悉以缮学宫”^[11]。嘉靖七年（1528），奉化知县陈缟督修学宫，后在崇祯间（1628—1644）又由知县胡梦泰拨出资金加以修缮。嘉靖三十六年（1557），因倭寇之乱而被毁坏的慈溪县学得以重建。

此外，地方官还想方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短缺问题。明朝地方政府的办学经费并不充裕，常常捉襟见肘，为此，地方官必须帮助学校解决经济问题，才能使学校正常运作。嘉靖二十年（1541），奉化知县徐宪忠拨出百亩田地，作为学田。万历五年（1577），鄞县知县杨芳将由寺庙侵占的一万三千余亩田地归还县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巡抚刘元霖下令给府学及五县学置办学田。万历四十年（1612），知府戴新置学田，得慈溪县山田513亩、奉化县田地308亩、定海县618亩、鄞县42亩。崇祯十四年（1641），府学又置学田11亩。^[12]

二、社学教育的兴盛

社学之设始于元代，明朝则是社学得以大力推广的时代。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下诏要求全国各地普设社学：“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习于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13]其后，朝廷又在洪武十六年（1383）、正统元年（1436）、成化元年（1465）、弘治元年（1488）、弘治十七年（1504）等年份多次下诏督设社学，悉心调教民间童子，要求熟读《四书》，并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在朝廷政令的推动下，宁波府、县地方官员对社学很是重视。例如，正德末年（1521），奉化知县朱豹不仅督建社学一所，而且，每月的朔日、望日，必亲自到社学讲学，学子们大受鼓舞。嘉靖十年（1531），宁海知县黄允谦建社学、置社田，使宁海的社学得到良好发展。直至作为明转折点的万历中叶，定海知县时偕行还在继续创办社学。

在政令和地方官的督促下，宁波府、县各乡隅各立社学，年十五岁以下送社学读书，不愿意者不强求。社学主要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除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外，还特别强调冠、婚、丧、祭等礼节，又兼读“御制大诰”、“本朝律令”，使儿童从小就接受封建礼教之规范。宁波府所设社学的情况在县志中都有所记载。根据明代县城的行政区划，县城设坊，其四周设隅，其郊外设乡或都，社学主要分布在坊隅或乡都。成化年间（1465—1487），象山共有社学24处；慈溪县城坊隅社学15处、乡都35处；奉化县城坊隅1处、乡都7处；定海县城坊隅1处、乡都24处。1504年，鄞县于县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附郭甬东、城西二隅，各隅建社学一所。^[14]

社学作为当时最基层的教育组织，不仅起到教化的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儒学的生源，社学学习成绩优秀者，可被直接选送至府、县学，走科举入仕之途。

另外，义学也有若干建置。宣德五年（1430），定海卫指挥余斌建一所义学，延聘师儒，教化乡里。

三、科举仕进的鼎盛

科举取士自隋产生后，经过唐、宋两代的改进和发展，逐渐得以完善。明代则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上，在制度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强化，并确立了八股试士的取士方法。宁波自两宋以来已经奠定教育基础和人才优势，至明代，进士及第的人数依然位居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

明初，政府选才采取开科取士与荐举并用的办法。其中，荐举的科目有明经、贤良方正、孝悌、儒士、孝廉、秀才、人才等，不拘一格。洪武六年（1373），鄞县人单仲友、慈溪人桂彦良、象山人钱唐皆举明经入选。而科举开开停停数次，实质上形同虚设，尤其在洪武六年，朝廷以“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为由“罢科举十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才重又恢复。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自此，荐举渐淡，科举日重。特别是英宗以后，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高，“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据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4）之《浙江布政司进士分布表》统计，宁波境内共有进士882人，详见表5‐1。

表5‐1　明代宁波府各县进士数

资料来源：李国钧等总主编，吴宣德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4），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

其中，鄞县、慈溪、余姚进士及第率最高。其间，两宋时期曾现的父子、叔侄、兄弟和祖孙登科及第的情况又再显现。以慈溪为例，有姚汀与姚潓两兄弟、冯元飙兄弟仨人；姜国华与姜应麟、王纯与王镕、姚镆与姚涞、周璇与周士英、冯成能与冯时俊、冯若愚与他的三个儿子等六对父子；姚镆与姚汀、姚潓叔侄仨；孙懋与其孙孙成名等。另据陈剩勇研究，这三个县是明代全国单个县出百人以上的三十三个进士县之三。^[15]

在这些进士中，包括王阳明、张时彻、范钦、姚镆等重臣名人，还有明朝近三百年历史中连中“三元”^[16]的三进士之一慈溪人杨守勤，时万历皇帝曾下旨在县衙前建三元坊以资褒奖。例如，姚镆，弘治六年（1493）中先后主礼部主事，进员外郎，累擢广西提学佥事，贵州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后进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至兵部尚书（正二品），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明史》记载：“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的二人，是梁材与姚镆。”^[17]

另据钱茂伟等学者研究，从时间上分布，上述宁波科举人才的涌现以明朝嘉靖（1522—1566）中叶为界，之前，宁波的科举人才多，之后，则有所减少。^[18]其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明朝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的流弊，也与嘉靖中叶后官学衰微，以及地方官疏于学校教育监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