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是战略投资

（三）教育投资是战略投资

教育投资是对发展主体和发展动力源的投资，具有长效性、根本性等特点，是事关一个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战略投资。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便开始有剩余产品积累。在社会有了剩余产品积累的时候，将这些剩余产品优先用于何处，这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举办学校教育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用国家财政举办学校的国家之一。

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教育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著名思想家孔子毕身从事教育事业近半个世纪。他热爱教育事业是因为在价值判断上重视教育事业。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这段话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稠密不禁称赞：“人口好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裕了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孔子在这里谈到了富而兴教，在当时，衣食足就可以称为“富”。孔子认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要大兴教育。稍晚于孔子的荀子进一步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3]荀子还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4]荀子强调，教育在实现由“贱”到“贵”、由“愚”到“智”、由“贫”到“富”的转化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

在15世纪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经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保持着让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先进水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当时的学校教育比西方国家发达。15世纪之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晚清政府花费数万两白银修建颐和园的时候，邻国日本正勒紧裤带普及义务教育。仅仅在十余年后，晚清政府就不得不向日本捧出数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帮糊涂蛋宁愿后赔款也不愿先育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逼迫中国平均每人赔出一两白银。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心不忍，感到让中国赔得太多了，决定退还一部分赔款，但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退还的赔款必须用于办学而不能作其他用途，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建起的。

往事不堪回首。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素质，培养人的教育事业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在教育方面出现的滞后是致命性的滞后。

二战结束以来，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国家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实现富有；二是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实现经济增长；三是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在实施第三种模式方面，韩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世纪前半期，韩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韩国经济以严重摧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不到两年又爆发朝鲜战争，三年战争使韩国损失青壮年劳动力100万人，损失矿山、电力、公共设施30亿美元。1958年前后，韩国和加纳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相等，只有几十美元。韩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坚持投资于人的战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20世纪60年代普及六年义务教育，7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80年代普及高中阶段教育，90年代末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90年代初，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比加纳高出6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85年世界教育发展报告》中就曾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固有的法律系统及文化传播方式，基于这个原因，韩国的情况不能作为一种照搬的模式，可是它可以成为正在通向高度现代的工业化发展方向的、具有同等人口规模的中等收入国家，例如西班牙、埃及或者菲律宾的榜样。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比较了韩国和加纳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造成这种差异，有一半因素是韩国在获取并利用知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必须抓紧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社会事业滞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凝聚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思考，概括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是指导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加大教育投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加大教育投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因为在一切发展中人的发展第一，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不是为了人，我们何必要发展呢？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两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增长率高居全球之首，但是，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的许多指标处在世界后列，有些指标甚至位列世界末端，比一些贫困国家还要差。片面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高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纠正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发展必须“绕人而行”，而不能“离人而去”。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等文献中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只有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才能加快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才能使发展获得不竭动力。

加大教育投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就经济发展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2004年，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我国成功地承接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为了引进技术而让出了大片市场，但是，“世界工厂的工人们”所得到的仅是少得可怜的加工费、血汗钱，让出了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走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必须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必须走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必须走依靠科技进步、着力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民素质是第一竞争力。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提高全民族的创新能力，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对教育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是对未来和前途的投资，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源的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肢体经济”转向“智力经济”的必由之路。

有对土地的投入，才有五谷的回报；有对教育的投入，才有知识和人才的回报。

在2007年8月31日召开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7]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以大投入实现大发展、大跨越、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