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概念在中国的出现

(一)“社会调查”概念在中国的出现

中国的社会调查概念体系源于西方^[1]。现有文献很少就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出现时的情况，作较为系统的呈现、梳理与分析。

1.基于理论的观念起点——学术界的努力

学术界最早对社会调查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对西方社会调查体系的翻译与介绍，当然其中也不乏自身见解的融入。他们的努力构成了社会调查体系，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体系的观念起点。以下，根据出版时间顺序，分别对七部中国最早的西方意义上社会调查专著的社会调查概念进行回顾。它们分别是:1928年，蔡毓骢撰写的《社会调查之原理及方法》;1931年，孙本文撰写的《社会学的领域》;1931年，杨开道撰写的《社会研究法》;1933年，言心哲撰写的《社会调查大纲》;1933年，李景汉撰写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33年，樊弘撰写的《社会调查方法》;1947年，陈毅夫撰写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学》。通过对这七部社会调查专著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调查概念最初的概念图谱，并为后文作为实践起点——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观念的展开作了铺垫^[2]。

(1) 1928年:蔡毓骢的《社会调查之原理及方法》

蔡毓骢的《社会调查之原理及方法》是最早系统阐释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他认为，社会调查(例案调查Sampling)属于实地调查的一种。与其相对应的其他概念还有个案调查(Case Work)与全体调查(Complete Enumberation)，如下图所示:

个案调查(Case Work)是对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家庭，或某一个其他组织所作的严密的考察。例案调查(Sampling)(即社会调查)是对所选择的代表部分，加以调查。全体调查(Complete Enumeration)是一个全体人口的调查，政府所举行的户口调查就是属于这类。这三种实地调查与社会记录中间的三种等级相对应。蔡认为，实地调查通常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勉强地分成五类:①记录的来源;②怎样使社会上的事实无偏见地观察着并记录着的方法;③调查部人员的选择并训练;④实地调查的内部组织和检查方法;⑤表格上记录的编制。

就社会调查而言，蔡说，从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异，姑且可以把社会调查分为五类:①普遍调查(The General Survey):在一个仓促时期以内所举行的简易调查。只要有一二个专家也已经足够了。②周详调查(The Comprehensive Survey):是整个的对于全区域的各方面很精细的调查。很费时间，很费经济，同时专家也需要很多，但其内容是最具系统的。③单位调查(The Unit Survey):是对于一个村镇，或其他小区域的整个调查，或者对于城市某一部分的调查。它和周详调查以大规模为主的想法相反。④概况调查(很多人称之为Preliminary Survey):这类调查大概是举行周详调查或单位调查以前的初步工作。举行这类调查的时间、人才及范围等，大致和普遍调查相似。⑤继续调查(The Continuous Survey):这类调查的组织大概是永远的，定期举行调查，所以也叫作定期调查。该项调查机关，大都是含有地方性的，所以以本地人士组织为佳。但是，对于专家万不应存有畛域的见解。经费若能筹到基金，当然最好;对于基金的保管，应相当地注意。

(2) 1931年:孙本文的《社会学的领域》

上图是对孙本文在《社会学的领域》中所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梳理。孙本文认为，社会学上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普通的科学方法……第二类是社会学上的特殊方法。”如上图所示，“普通科学上所用的推理方法，不外乎三种:推论法、归纳法与演绎法。……而上述三法，在实际研究的时候，常常同时并用。科学的主要方法，虽是归纳法;但应用归纳法的时候，也必须用演绎法;有时更须应用推论法”。

调查法，在孙本文看来，是“比观察法为进一步的方法”，“可分为两大类: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和个案调查(Case Survey)”。

社会调查，又分为普通社会调查和特殊社会调查。“普通社会调查是调查一个社会的全般状况。无论政治、经济、教育、宗教、风俗、人口、职业等种种情形，都加以详细调查。特殊的社会调查，就是调查一个社会的一部分状况，或调查一个社会的某种问题。譬如，调查某城市的生活程度，或犯罪状况，或教育状况，或贫穷状况等。这两种调查，不过范围不同，方法上是没有区别的。”

搜集资料的途径，有:“史册记载、各机关印刷品、报章记载、时人演讲记录、歌谣、谚语、口号、标语等”，而最要的研究方法是访问法与纸上问答法。

孙本文

“访问法，即就所欲调查的事项，照预定的计划，亲身去访问。访问时常先备一种问题纸，罗列种种问题，就有关系的人物而一一询问之。”访问法的优点，孙本文归纳有三:“①可以极详细;②可以得到意外的材料……因为随问随答，往往发生许多新刺激，引发新问题，得到许多新材料;③可以侦察事实真相……因当面对谈，可以体察谈话时的态度，直接可以看出其回答的正确与否，间接可以推想实事的真相。”缺点亦有三:“①太耗时间;②人才难得:不但方法上须有相当训练，且须善于辞令，而能了解社会心理之人，方可担任;③调查范围不能扩大”，但如果时间、人才、经费等宽裕也可以较广。“纸上问答法，即就所欲调查的事项，制成极普通的问题，分发或邮寄有关系的人物，嘱令照式填答。”优点有二:“①调查范围可以极广;②调查问题可以极细密，凡在访问时所不能直接问，或问而不易得真确回答的事项，都可在问题纸上，一一询问。”缺点有五:“①应用有限制……凡不能了解问题的意义者，便不能用问题纸向他调查;②制作问题极非易事，所用问题，若稍有含糊不明，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回答;③问题多少难定;④答案不尽可靠，作答案的人，往往有捏造事实，故意说谎者。故所得结果，不能尽信为可靠;⑤真相难得，有许多社会现象，非常错综复杂，绝不能用几句纸上问答，便可得真相。”孙本文总结道，“要之，纸上问答法，决不是完善的研究法。用这种方法去辅助观察法和访问法犹可;假使用为调查社会行为的唯一可靠方法，那是很危险的。社会调查是搜集社会事实最实用的方法，它的长处在于:①能收集社会一般状况;②能在时间较短的期内，收集索要得的材料。短处在于:①仅能搜罗其表面的事实，因为范围极广往往不能做极详细的调查;②耗费较大;③相当人才难得。……要之，社会调查应同时采用他种方法，方使所得结果，较为可靠。”和社会调查相对应的调查方法是个案调查，个案调查是单调查一个团体，或一个人的方法。了解一个人或一个团体长期的、动态的某种特性的形成过程。(3) 1931年:杨开道的《社会研究法》杨开道认为，社会科学家的法宝不是理论，更不是事实。因为事实老是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今天去找也好，明天去找也好，是不成问题的。理论虽然十分要紧，但有了事实，我们自然可以得到理论，用不着特别宝藏。唯有方法，搜集事实的方法，推求理论的方法，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有了方法，我们可以得到无限量的事实和理论;没有方法，我们自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事实，不知道怎么样去求理论。

“研究现在的事实，最好的方法有社会调查和个例研究两种。社会调查是从数量方面下手，个例研究是从质量方面下手。”“社会调查是数量研究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就提出:“社会调查的潮流，虽然是猛烈，但是社会调查的性质，还没有十分肯定。成年累月的分析还是一两天的考察叫作社会调查，数量的分析还是质地的描写叫作社会调查，通信的讯问叫作社会调查，一个地方社会的分析还是许多社会群体甚至于许多人的研究都叫作社会调查，只要同社会事实有关的研究都可以叫作它社会调查，那么这样的社会调查对于社会事实、社会原理能有多少贡献呢?要想把社会调查造成一个真正的方法，使社会调查对于社会学理有真正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严格一点，把真正的社会调查从半真半假的社会调查里面选择出来。”

杨开道

经杨开道考证，“调查这个名词，是从测量学Surveying借用来的。测量学的意义，是测量人亲自去量度一块地面的大小、边界、高低，以及其他的性质。所以严格讲起来，通信研究，不能叫作社会调查”。但杨开道似乎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调查定义，而是说:“因为一个地方的详情，何等众多，何等复杂，只研究三五事项，东一点，西一点，而不注射在某一个地方社会里，涉及它的全体，就不能叫作社会调查。……简单的说起来，社会调查就是某一个地方社会的数量研究。”

关于各种社会研究方法的关系，杨开道认为，“社会研究，单用一个法子是不行的，一个法子只能攻击一方面，不能得着社会全体的真面目。拿社会调查和个例研究，去阐发数、质两方面的关系，再辅以历史方法的时间关系，社会的性质，也就可以大约明了了。”就以后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而言，他认为，“主观的研究是没有地位了。数量的研究，将来或者伴着质量研究向前进行”。

(4) 1933年:言心哲的《社会调查大纲》

言心哲在《社会调查大纲》的开篇，就回顾了当时国外学者对于社会调查的定义。这对于我们了解作为社会调查的观念史是有价值的。

言心哲

Aronovici(1916)认为，社会调查是对于某一个地方社会情形的成分的全体考察，其目标是创造合理的计划，实行建设性质的社会改造。言心哲对此一定义的评价为“从他的定义看来，社会调查是用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Bogardus(1922)在其《普通社会学》中说，社会调查是求得资料(data)的工具借以了解社会的历程，与社会问题有密切的关系。Mc Clenahan(1925)在《地方组织》中认为，社会调查是根本地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资料，以及它们两者间相互之关系的。Morse(1924)在《城市与乡村社会调查》中说，社会调查是用一种科学的、有程序的和有一定目的的方法去分析社会情形、问题或人口。言心哲总结道，“由上述几个定义看来，我们知道社会调查与社会问题，在社会研究中不能分开当作两件事情看待。换句话说，社会调查就是要把社会事实开一个清单，将社会里面所有社会状况如人口、卫生、教育、犯罪、经济、文化等等，详细地开一笔账目。在这个账目内，可以找出一切社会问题的优点和缺点，形成的因子，及改良的途径，做实地社会建设的根据。”

根据Chapin，言心哲提出三种实地调查方法:个案调查(Case Work)，注重考察个人状况和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范例调查(Sampling)，于全体中选择可作代表的部分，作为调查的标准;全体调查(Complete Enumberation)，调查社会全部，如政府的人口调查之类。

(5) 1933年: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李景汉认为，社会调查，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材料(包括指标绘图、求得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至相当程度时，即可将已经证明的事实关系归纳起来，做成定律)。然后根据调查的结果，研究计划改善社会的方案(社会全体的、普遍的，或部分的、特殊的)。再按照社会状况，以适当的展览宣传的手段，唤起民众，使他们觉悟关于彼等自身待决的利害问题，使他们更进一步自动地督促地方负责者认真地，有效率地，实行拟定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一个问题或许多问题)。社会调查可分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or Case Method)、选样调查法(Sampling)以及全体调查(Complete Enumberation)。其各分类的大体内容与杨开道相同。

(6) 1933年: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樊弘认为，在理论上，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两种相关的要素发生不和谐的变化。但是，在事实上，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两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按着一定的程序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程序就是:①根据种种材料，假定这个社会问题是由某两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所构成的;②观察(直接或间接的)每个社会现象的各种表现;③分析每个社会现象的构成要素;④归纳此一社会现象的各个要素与彼一个社会现象的各个要素关系;⑤寻求这两个社会现象的关系是否发生不和谐的变化。在这五个步骤之中，实地调查便是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如果社会研究使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观察社会现象，不仅可以不为主观的偏见所蒙蔽，并且还能增加他的器官的观察能力。但是读者须知道这个实地调查社会的工具并非社会研究的全部，虽然它可以说是最首要的，最根本的一步。下图为社会研究与实地调查之关系列表:

李景汉

(7) 1947年:陈毅夫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学》

陈毅夫认为，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求知识采用试验，而社会科学求知识采用调查。就社会调查的意义而言，他认为，社会调查起于对社会组织与生活的变化与复杂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对于一个认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案件，加以观察，研究，以明其发生之原因，所呈之现象，及与社会别一方面所发生之影响或关系，并其结果，作正确的记载，这就成为社会调查了。”

1983年3月29日为“三二九”斗争三十五周年，当年在北大民主广场发表演讲的许德珩(中)、袁翰青(左)、樊弘(右)三教授合影留念。

2.基于实践的观念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学术界最早把西方已成体系的科学与社会调查方法翻译、介绍进中国，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精神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一条从现实中出发、实践中反思的、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道路。这构成了中国社会调查体系的实践起点。

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就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而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尤有必要;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许多新接任工作的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许多人未经调查研究、未经分析，但经常发指示，夸夸其谈，结果都是一纸空文;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更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那么如何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呢?一是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二是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1)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像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研究，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比较，和过去的比较，还要和国外的比较，这样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2)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指出，调查工作要有耐性、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他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楚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他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花嘛。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只“麻雀”。

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最忠实可靠的方法。关于调查会，有几点要注意:①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来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②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好，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汇总众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③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录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④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作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的过程中，合作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无论是学者的努力，还是共产党人的努力，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像中国社会调查观念的两个源头，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调查史。